茅于轼先生80周岁了，但他的思考依然是那么深刻动人。他最近在接受郭宇宽先生访谈时说：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平等这个概念不能笼统地说，我觉得至少该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财富的平等两个话题。中国人的观念里对财富的不平等很敏感，但是对地位的不平等却不敏感。人类发展有一个趋势，财富的差别越来越大，比尔盖茨交了那么多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比起一个中国普通农民能差一亿倍。但是人的地位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的差距却在缩小，比如现在一个服务员给布什总统倒一杯咖啡，总统也得说一句谢谢，但当年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对李莲英说谢谢。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解放后的三十年我们的发展和全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缩小了贫富差距，扩大了地位差距。
这话马上令我想起陈丹青在接受《怀尧访谈录》专访时说的话：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中国人的文化和人格观念里，最深入骨髓的不平等，就是人格的不平等，金钱、权力、地位、武力，乃至先来后到，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人格不平等的根源。大家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在单位，在官场，一些人稍微有了那么一点小职务，成了几个人的头头或上司，就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而那些“下属”，则免不了有唯唯诺诺阿谀奉承者。久之，则不论怀着主子心态还是奴仆心态者，都不过是个小市民而已：满足于小聪明式的自我陶醉、小圈子小帮派内的自我风光，并且在自行聪明自我得意中毁坏许多宏伟的构建，伤害许多正直不阿不党不私之人。
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平等，不仅对人的人格是个极大的伤害，对人的心态和心智也是个极大的、无谓的磨损。中国古代的官场争斗、宫帏秘事和大家庭里的尔虞我诈，大妻小妾的争风吃醋，无非都是为了能够在小范围内在人格上高人一等。于是，中国人的心智大部分被鬼迷心窍似地钻进了人际关系的死胡同，光琢磨人不琢磨事。大好的年华与智慧都在这样的勾心斗角中付水东流！
最近有报道，广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说，从去年8月到 12月，平均每个月都有五六百人前来应聘保姆工作，其中90%以上是大学生，还包括28个硕士。保姆职业两三千甚至六七千元的月薪，对就业寒流中的大学毕业生诱惑不小。然而报道又说，“大学生虽然悟性高，但心理承受能力却很差，当上保姆后不久即要求离去的高达80%”。其中包括他们中有的“难以忍受”不能和主人一家同桌吃饭这样的规矩。对此， 徐贲 教授在1月17 日《新京报》理直气壮地说：大学生理应更具有自我意识，也更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只追究当保姆者的“心态问题”，要求他们安守本分、当好下人，会使整个社会越来越下人化、仆役化。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多多追究主人的心态，多多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共同尊严感。
我相信一个人的人格状态将直接影响其事业和人生境界。只有那些人格独立的人，既不依附别人也不指望他人依附的人，才能心无旁鹜，一门心思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聪明才智都用到自己的事业和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中来。公民意识的培养，应该从人格平等开始。那些无论怀着主子心态还是怀着仆人心态者，本质上都是奴才人格。在中国与公民社会的距离日益拉近的当今世界，我们还是应该提醒人们多关注人与人之间人格的不平等，并且敢于从我做起，站直喽，别趴下！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没有不可“冒犯”的领导，这个社会才会有制衡，才会真正趋于正常。当我们从狭隘的“小圈子”中抬起头来，会发现外面是个大得多的江河湖海。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只能被迫在“主子奴才”间做二元选择题，市场经济则在此之外提供了多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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