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丹短信案
借扫黄来消灭“讽贪”短信?
新闻回顾：陕西四名干部编短信辱骂领导
本报讯 本月20日到21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短信案”，4名科级干部因编造、传播涉及县领导的黄色短信而遭免职。
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发现该案可能另有隐情，志丹县委、政府方面真正要控制的是另一条质问“一位新任县委主要领导”“是清官还是贪官”的短信。
官方从扩大宣传到集体沉默
志丹县委、政府方面对“短信这个事”开始保持高度谨慎，在连日采访中，几乎所有涉事部门、机关，在面对“短信这个事”时，都一致选择了避而不谈。这与20日前，志丹县委及政府对“短信案”持公开甚至是扩大宣传的态度前后矛盾。
“据说县委书记原先也十分支持公开这件事情，但21日被市上叫过去后，当晚回到志丹态度就变了，听说是不支持公开这件事了。”22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机关工作人员说。
短信案牵出的另一条短信
据悉，此次志丹查处的涉案短信是一则改编自网络的荤段子。然而，记者连日对至少3位案件相关人进行走访时，却听到另一种声音：“这样的黄段子把联合国秘书长编进去的都有，县上的领导怎么可能针对这样一条短信大动干戈。”
相关人员透露，早从今年初开始，在志丹县就开始传播着另一则短信，这则短信矛头直指一位新任县委主要领导。记者采访时，受访者提供的这则短信内容并不完整，大致为：志丹有个×××，光抓卫生不抓粮；六山绿化……；改河工程铲车摆了一河滩，志丹财政全弄完；十个工程九个自己干，他是清官还是贪官。
调查发现，短信所指的“抓卫生、六山绿化、改河工程”等，均列入志丹本届政府施政规划，政府在这些工作上确斥巨资投入，由此给志丹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十个工程九个自己干”，是批评县上工程建设不透明。至于末尾“清官”、“贪官”一句反问，无疑是整则短信的问题落点。
“领导不是怕编他们的黄段子传开了，而是怕这则批评短信传开，此次大张旗鼓地实施打击，实际是选择黄段子开刀，进行震慑。”一位短信案涉案人士分析说，政府拿黄段子短信开刀最为合适，如果从评议政府工作的短信下手，政府就会陷入被动，甚至可能步重庆彭水诗案的覆辙。《华商报》供稿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张宬)
阅读全文...
2007年11月26日星期一
2007年11月7日星期三
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文/查建英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 运人士，他以“颠 +覆- 国* 家/ 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 民 主 党（C. D. 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 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 同 政 见 者 流 亡 海外的困境，在天 安 门 事 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 C . D . 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 人 权组织的抗议，但法 * 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2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 “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 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 安 门 的 学 生 游 行 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 女 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导 民 主 运 动 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 安 门 抗 议 者们在6 月 4 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 杀 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 反 革 命 暴 乱 的 英 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 四 后 的清 查 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3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 哥 是 民 主 党 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 多 党 制 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 尔 开 西 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是八/ 九 学 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 生 领 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4
尽管六 四 * * 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 四 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 民 主 理 想，退 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 徐 文/ 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 运 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 单 民 +主#墙。当朋友把徐 /文 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 持#不 同~政+见_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 民+主-党（C . D . P）。徐担任了民 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 . D . P. 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全 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 主 党 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 C . D . 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5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ｉk Vaculｉ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 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 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 学 =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 安 门/事 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 亡 民运 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 ，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 国 民 ;主’ 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 D .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 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 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
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 D 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 翰•卡 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 D 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 D 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 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6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 翰•卡 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 翰•卡 姆的中文名字叫康 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 权 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 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
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 D 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 D 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 东 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 东 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 九 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 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 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 议] 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 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7
自从民 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 人 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 C D 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 D 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 D 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 中 国公开成立第一个 反 对 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 D 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 D 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 = 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 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 主 =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 国 家 机 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 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 [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 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 产 党。结 束 一 =党+专 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
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 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 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 党 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 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
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 民 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 政 治 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 年4月23日号]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
注：原作为英文，此中文版本是由几个读者合作翻译而成。
阅读全文...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 运人士，他以“颠 +覆- 国* 家/ 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 民 主 党（C. D. 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 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 同 政 见 者 流 亡 海外的困境，在天 安 门 事 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 C . D . 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 人 权组织的抗议，但法 * 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2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 “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 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 安 门 的 学 生 游 行 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 女 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导 民 主 运 动 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 安 门 抗 议 者们在6 月 4 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 杀 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 反 革 命 暴 乱 的 英 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 四 后 的清 查 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3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 哥 是 民 主 党 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 多 党 制 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 尔 开 西 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是八/ 九 学 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 生 领 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4
尽管六 四 * * 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 四 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 民 主 理 想，退 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 徐 文/ 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 运 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 单 民 +主#墙。当朋友把徐 /文 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 持#不 同~政+见_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 民+主-党（C . D . P）。徐担任了民 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 . D . P. 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全 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 主 党 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 C . D . 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5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ｉk Vaculｉ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 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 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 学 =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 安 门/事 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 亡 民运 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 ，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 国 民 ;主’ 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 D .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 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 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
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 D 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 翰•卡 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 D 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 D 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 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6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 翰•卡 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 翰•卡 姆的中文名字叫康 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 权 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 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
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 D 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 D 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 东 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 东 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 九 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 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 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 议] 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 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7
自从民 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 人 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 C D 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 D 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 D 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 中 国公开成立第一个 反 对 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 D 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 D 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 = 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 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 主 =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 国 家 机 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 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 [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 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 产 党。结 束 一 =党+专 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
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 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 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 党 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 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
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 民 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 政 治 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 年4月23日号]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
注：原作为英文，此中文版本是由几个读者合作翻译而成。
阅读全文...
2007年11月4日星期日
左派 右派 中间派
转自: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405135
八十封顶：左、中、右（我见过的最智慧解读）
>
> 来源：关天茶舍 据"八十封顶"发言整理
>
> (一) 左右分野的由来
>
> "左""右"政治分野的起源，比较可靠的说法有两种。法国的说法是：民主政治初期的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聚集着廉价住宅区和廉价咖啡馆，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区。塞纳河右岸则是巴黎的高尚住宅区，那里聚集着达官贵人，高级政治沙龙里充斥着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派。由地理位置叫出了"左""右"两大阵营之分。
>
> 英国的说法是：宪章时代，英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保守派占多数，天然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历史政治正确，向来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会一直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坐在大厅右（right,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正确"）边，留下（left）的那一边当然就是左(left)了。现在英语中的左翼（left
> wing），右翼(right wing),也是建筑方面的专用词，指建筑物的左半边和右半边，说明这种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
> 两种说法都指向左派政治和右派政治的关键特征：左派代表理想主义和变革主张，右派代表传统和保守主张。
>
> （二）对现代西方"左""右"的解读
> 左和右在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派别中成了一种本能的分野，但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不难鉴别一种思想或主张是左还是右。
>
> 基督教精神、物竞天择自由竞争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经济至上主义、传统工商业（代表是金融业）利益拥护者、步枪协会，西方右派阵营中这些大块头，统统都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传统和保守的一面。
>
> 而无神论或宗教自由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拥护者、自然保护主义、平民权益拥护者、性解放主义（这是反基督教的）、信息技术产业利益拥护者、死刑废除者、核武抗议者，这些左派阵营的员，
> 则无一不是对西方文明的传统或多或少地改良和突破，甚至吸收了大量西方社会的传统死敌：社会主义的主张。
>
> 看一个现代西方政党的名字，就很容易鉴别它的阵营：基督教民主联盟：右派。工党：左派。我们的俄罗斯：右派。社会党：左派。绿党：左派中的左派。大赦国际：极品左派。基督教长枪党（黎巴嫩的）：右到流脓的极右派。
>
> 是左还是右，一定要放到具体的环境历史背景下来看。所谓左右的形成，是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算起的，从那时开始的传统和既定秩序才是参考的对象，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还有差别。比如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当这个国家还是苏联卫星国的时候，按共产党政权的标准来看右得可以，东欧巨变后他们的主张甚至更加往右靠拢，但在国家政治中却变成了当仁不让的左派。
>
> 如今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起19世纪的样子，拜共产主义运动所赐全部向左大踏步地跑了很远。其中最右的反而是一向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开明的美国。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失去了经典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变成一种混合体。
>
> 美国的向右转并不奇怪。这个国家处于鼎盛的世界巅峰长达几十年，一个阔了几代人的阔佬，自然而然地会转向维护原有-现有传统和秩序，而讨厌变革。小布什神神叨叨的宗教噫语，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正是神赐美国天赋特权的象征。所以尽管都知道他颇有白痴嫌疑，仍然选他当总统。一些美国的左派在惊呼，如果这种思潮持续下去，美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教权国家:-)
>
>
> （三）一般意义下的社会政治光谱
>
> 个人看法，把一个典型社会的各种政治派别分为7个梯级最合适。极端左派，激进左派，温和左派，中间派，温和右派，激进右派，极端右派。再细没有太大意义，过粗则会产生重大的误判---有时候，同一阵营中相邻两个梯级之间的斗争也会极端残酷，例如中国"反右"期间激进左派对温和左派的毁灭。
>
> 极端左派，是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极端左派的本质是暴力与毁灭。极端左派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想留，摧毁一切现有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左派取得了胜利，必然发生浩劫。极端左派还有一个可恨之处，是下节的主题。
>
> 极端右派，是社会次危险的敌人。极端右派的本质是暴力与奴役。极端右派极力想建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少数人赤裸裸地奴役大多数人，社会只分主人（精英，寡头）与奴隶（贱民，草民，工具，叫什么都可以），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统。极端右派之所以只是"次危险"，是因为他们的秩序虽然混账，但毕竟是个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右派取得了政权，带来的必然是残酷的压迫与奴役。
>
> 激进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实施者和混乱的制造者。他们认为变革是必须的，不惜大规模牺牲秩序，生命和财产。
>
> 温和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设想者，自以为体现着社会的良心。他们认为变革是有益和必须的，但必须循序渐进。温和左派通常是牢骚最多和树敌最多的倒霉鬼。（我个人不幸落在此位置）
>
> 温和右派，通常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和社会各种价值的保护者。他们认为传统和现有秩序弥足珍贵，变革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多半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
> 激进右派，通常是社会保持现状最有力的拥护者，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认为传统与秩序不容触犯，变革者全是应该扔出去的垃圾。激进右派在正常情况下都掌握着社会中非常大的物质能量，尽管他们不一定在舆论或政治力量上占优势。
>
> 中间派：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要么政治恐惧，要么政治不敏感。
>
> 对判断一个政权是温和为主流，激进为主流还是迈向了极端，有两个简单标准：开始大规模妨碍言论自由意味着从温和走向激进，开始大规模洗脑意味着从激进走向了极端。无分左右。
> 四）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上）
>
> 现代中国的"左"与"右"让很多人困惑，怎么在主张和表现上和西方社会中的左与右颠倒了？本楼楼主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
>
>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要理解左右政治分野中最大的一个秘密：
>
> "极端左派与极端右派，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
> 这是一位老思想家的论断。是谁我忘了，我要加上一个个人的注解：
>
>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极端左派政权。只有极端左派运动。极端左派运动的胜利者，只要没有疯狂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必然在短时间内蜕变为极端右派政权。
>
> -----加上那个"自我毁灭"的例外，是因为世界上毕竟真有波尔布特这种疯狂到胜利后立即自我毁灭的极端左派。
>
> 原理非常简单。极端左派毁灭了所有秩序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发现社会没有秩序无法运作。现在他们开始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立即就会选择人类历史上个人费效比最高，最能实现人的贪婪欲望与权力欲望的秩序：极右政治。以暴力的毁灭结束，以暴力的奴役开始！这已经不在现代政治解释的局限内，而是很基本的人性。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变成改朝换代，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胜利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极权之路，其原因都在这里。
>
> 政治光谱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有一线之隔，这绝不是奇谈怪论。我们先来看历史上最著名的极右政权：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纳粹党的名字就很值得玩味："国家（右派关键词）社会主义 （左派关键词）工人（极左极右派都喜欢的关键词）党"
>
> 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其前期，有非常多的极左派特征。大规模公益劳动，大面积的社会底层均富，强调劳工利益。。。
> 第三帝国的前期，比同时期的苏联更像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
>
> 然而希特勒德国的政治主张是标准的极右派，他真正的创造是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夸张到极端程度。极右派的等级理想和精英理想并没有变，改变的是奴役对象：低等民族是奴隶，雅利安人是主人，德国人是主人中的主人，德国权贵阶层是主人中的领袖。这样在德国人民这个主人群体中，极左派那一套东西效率又高，兴奋剂左右又强，何乐而不用呢？希特勒的这一套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脉相传，而斯巴达人虽然实质是军事奴隶主，但斯巴达民族内部却过着"共产主义"生活。
>
> 一位历史学教授赠给我的一本希特勒传记上，希特勒像旁边题着：最后一个斯巴达人。
>
> 现在回到中国。新中国的"左""右"在80年代之前，基本是与世界标准符合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世界主流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来说，全部是左派。这样中国共产党中主张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与旧世界妥协一点的人，当然就是左派中的右派，比如1960年代反右中被清洗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按照标准分法应该算反思后形成的温和左派，但共产党中的激进左派就把他们当右派处理掉。
>
> 处理掉这些人之后，毛公却发现，当时共产党中应该是激进左派的一大群当权派，如刘公，彭公者及其周边势力，，思想上却在向温和左派靠拢！于是毛公彻底怒了，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政权从建国时的温和左派主流滑向激进左派主流，到此进入极端左派运动。
>
>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传统与秩序，同时也毁灭了共产党内除极端左派外其他所有人的信念和理想。1976年毛公死，几年后天真烂漫的华公倒，中国政权急速滑向极右。
>
> 邓公这个老牌右派，对八九十年代政治导向的指导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这样解读："为了维护我们这个集团的政权，我们要警惕返回资本主义的论调，因为那取消了我们的执照。但是像原来那样折腾是不行的！别再走下去了。"邓公这句话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所以邓公伟大。
>
> 邓公死前醍醐灌顶，一手操办了中国政权进入极右的标志性事件。
>
> （五）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下）
>
> 到如今，中国的政治是在极右和激进右派之间，表现为威权专制统治，下力不少但效率基本为零的洗脑，行之有效但界限分明，程度克制地妨碍言论自由，国家权贵阶层完全占有政治权力。
>
> 中国的经济是标准的资本主义激进右派，贫富悬殊，自由到无序的资本主义竞争，官僚资本和权力资本横行霸道，国际资本巨鳄畅通无阻。
> 当然，也有厉以宁这样标准的极端右派经济学家现世，公开讲8亿劳动人民是少数特权阶层宝贵的财富这种大实话。
>
> 中国的文化是温和右派占主流，官方推行激进右派但很没效率，比如"施琅大将军"就被骂得狗血淋头，民间渐有温和左派的萌芽。
>
>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是一个在世界队伍中非常靠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国家。右到了绝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右边。唯一特殊的是那张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皮，因为那是中共祖传的无限期营业执照。
>
> 揭开这件皇帝的新衣，现在网上奇怪的左右之分就迎刃而解：
>
> 网上自称"左派"者的言论：
>
> "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不惜炸平台湾，核战美国。" 多么标准的极右派主张！
> "大清帝国开疆拓土，对中国的贡献历朝最大。"多么标准的激进右 派观点！
> "恢复伟大传统，创建新世纪的新儒家。"多么标准的温和右派主张！
>
> 网上自以为"右派"者的言论：
> "拿起武器，推翻党国，不自由，毋宁死。"多么标准的极左派口号！
> "中国就是要乱，大乱之后才有大治。"多么标准的激进左派观点！
> "和平演变大概是最安全的兴国之路。"多么标准的温和左派主张！
>
> 这左与右的全盘颠倒，完全来自于 中国政权=共产党=左 这个荒谬的等式。它错大了。正确的等式应该是
>
> 中国政权=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权贵阶层=右、右、右
>
>
> 中国人真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上一个由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极左，再蜕变为极右的国家俄国，在政治蜕变后，经济文化上长期停滞在左派政策的枷锁里，最终不配套而崩溃。但中国政权蜕变为极右之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经济与文化却活生生硬扳到了右派大轨道上，这辆七拱八翘，配套成龙的老爷车在发展道路上飞驰，洒下一路鲜血与苦难，奔向不可知的明天。
>
> 录鲁迅诗一首，献给坚韧的中国人民：
>
>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
>
> （六）娱乐一下 庸俗一下
>
> 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我们最后来娱乐一下。楼主问道了文化问题上的左右分野，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最近炒得火热的"郑星丑闻"中的左右情况，这是个典型的道德/文化课题。
>
> 我的观察如下：
>
> 极端左派
> 观点：郑星是英雄！全中国淫民团结起来，去口爆这个JB社会上所有的人妻！
> 评论：很好，在这个事件中没有浮出水面。不过，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他们会出现的。
>
> 激进左派
> 观点：婚外情现在流行得很！我们都无所谓！那老公鼠肚鸡肠的恶心！
> 评论：人不多，代表人物是守望者TS中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
>
> 温和左派
> 观点：人家的私事，虽然品性是不怎么样，该人家自己解决吧。讨伐什么讨伐？
> 评论：人也不多，但不少人这么想，不愿意说。因为说出来得罪几乎所有人（本人又不幸落在这个区域）
>
> 温和右派
> 观点：同情老公，鄙视狗男女。大家使劲骂，但不要去骚扰别人现实生活。
> 评论：人最多（当然只是在所有发言者中的比例）。社会秩序的柱石啊。。。
>
> 激进右派
> 观点：BP男，KB女，恶心之极，不如去死，坚决声讨到公开道歉，不然顶到断网。
> 评论：人真不少。能量真不小。不过你们能坚持那么久吗？
>
> 极端右派
> 观点：打成贱民，公司拒聘，所有公用事业拒绝服务，株连12族（传统9族+同学老师校长），踏上1亿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 评论：令人忧虑地多！你们怎么比永乐皇帝株连10族还狠两族？法律何在，公民权何在，人的基本尊严何在？如果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下岗后没有生计的中年劳动者，退休后没有生活意义的老官僚，这种声音就会更多。如果党国的某个关键位置上出现一个有谋略的野心家，这些人还会组织起来，这些人的主张还会部分变成现实。
>
> 中间派
> 观点："郑星是谁？"
> "我又来娱乐了，今天发展怎样？"
> "幽月儿的照片我看见了。结论：D cup！"
> "你们TMD都是吃饱了撑的！"
> 评论：真正的大多数。还是人民伟大。。。。
>
> 七）"自由"与"平等"置身何地？
>
> 本楼楼主最困惑的问题是："左右两派对于国家经济和私人，分别是钳制和放任，放任和钳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颠倒？"
>
> 谈到本来意义上的"左"和"右"，我们时刻不要忘了，它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理念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使用只是一种延伸。我多次提到"原教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始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一直喊到今天，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改良，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平等"，决不是提倡个人的结果或者待遇平等，而是提倡机会和规则平等。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平等，智慧能力与手段可以不平等，社会提倡的唯一平等是人人在竞争中有相同的规则。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宿敌：封建等级主义。封建等级主义的在不同等级运用不同规则，而且这个等级是血统固定，基本不流动的。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一种丛林的自由。基本规则之下，大家自由厮杀，强者存，弱者亡，强者发展，弱者凋敝，强者统治，弱者服务。物竞天择，如同达尔文笔下的生物进化场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极右资本主义理论中的王者，名字即来自于此。这种"强者的自由"，非常强调社会的统一规则，从来就不青睐个人的异化和个人对传统规则的背叛，如同达尔文进化理论中发生"非适应性变异"的物种，那是淘汰的对象。而发生"适应性变异"的强者，则拥有重新制定规则的权力。
>
>
> 现在我们来观察现代右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个人文化理念就很清楚了。经济上的放任，正是放任强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富人减税，弱化社会保障，弱化政府调控的、肯定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支持垄断，支持经济殖民主义，凡此种种，都与原教旨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美国经济中，以金融业和能源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旗帜鲜明地分别站在右边和左边，这个现象就非常本质。金融业和能源工业是长期以来聚集资本的传统强者代表，而信息产业是新来的白手起家者的代表。
>
> 个人文化上，右派资本主义一如既往地蔑视离经叛道者。无神论，同性恋，环保疯子，堕胎医生，这些社会异类想把社会改成什么样子？他们不敬畏上帝不努力工作不积累财富不扩大生产，不肯勤勤恳恳，循规蹈矩地地做一个经济动物，在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眼中，他们就是有序社会的垃圾，崇高规则的破坏者，他们当中最坏的，最不可原谅的就是共产主义者。而现代右翼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向左走了很多，仍然把他们看作是pain
> in the ass.
>
> 所以说，钳制与放任并非本质，而是实现理念的手段。右翼资本主义对经济运作的放任和对个人文化的保守决不矛盾，它们的对象根本不同，对规则下的竞争，右翼资本主义尽量放任来巩固它。而对规则本身，右翼资本主义坚决保守。
>
> 当代中国这一极右寡头资本主义政权，在经济的放任和文化的钳制两方面，都比当代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夸张的表演。（晚上下一节）
>
>
> （八）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上）
>
> 与十九世纪到二战前纯正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当代中国的经济甚至站到了更右的地方，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主要国家只有道路类似的俄国，虽然二者采用的具体手段不同。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补课"理论，虽然被官方严厉否定，但其经济主张却被更加激进地执行了------当然，政权本身缺省正确，不予补课，承担补课义务的 是普通国民和国民经济。
>
> 西方资本主义在夺取社会主导权的同时，不是彻底打倒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统治集团（如法国），就是打残了他们（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更幸运的是没有这个传统包袱（如美国）。而中国和俄国，却是从极左运动自身急剧蜕变成极右政权，经济上180度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原有社会权贵集团仍然盘踞在社会的统治位置上，俄国还要直率一点，原有社会权贵集团纷纷易帜换皮，人群虽然还是那个人群，招牌却诚实地改变了。而在中国，权力者甚至连这个招牌都不用换。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努力学习原始资本主义丛林式的奴役与竞争效率，又保守着等级社会和极权社会厚颜无耻的社会不公正和寡头垄断。
>
> 原始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夺取农民土地，把他们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中国当代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有着更优越的地位：土地夺取早就完成了。所以它更加轻松地"征用"土地，或者利用农产品强制价格的杠杆，把农民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比原始资本主义更右的是它还不给这些人与城市劳动者相当的地位，仍然用户口制度把他们绑定在社会最低等级上，以便更低成本地使用。
>
> 原始资本主义的垄断巨头们，理论上从初始状态差不多的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产生，实际上有一部分是这样，也有一部分是继承旧集团财富和社会权力而产生，双方的差异和竞争导致了他们内部的不断争论和政策调整，也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而中国的资本垄断巨头，清一色地从原有权贵集团中产生。概念上属于全民的国有大型企业只在中国极左运动开始之前，权贵集团还没有蜕变为资本集团的时候，企业本身向全民提供产品时还不进入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国家随便补贴，随便定价的时候，还能说说有点"全民"性质。现在的全民制国有大型企业毫不含糊地全部属于权贵集团。它们决策与全民无关，股份与全民无关，产品和全民真金白银地市场买卖，资本和利润由管理者和权贵集团的本体：政府来任意支配。即使是这样实质化的权贵寡头垄断，也不能满足权贵集团的要求。他们正在通过管理人持股，私有化拍卖等种种名义上很现代资本主义，实质上完全是权力运作的手段，把权贵集团对垄断企业的产权合法化，正当化。这种清一色权力资本垄断，根本跳过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有序竞争阶段，整个集团原封不动，直接进入马克思笔下"最凶恶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阶段。
>
>
> （九）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 这种完全蔑视机会平等原则，完全以权力作为唯一规则，完全以旧等级为蓝本改变一下杠杆就变成新等级的资本主义，比任何其他当代资本主义都不讲公正。那么效率呢？从这个新的资本集团本身的角度来说，它非常有效率，资本的积累不需要从头做起，转移一下产权就搞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它完全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源的效率：每个个人满怀希望参加公平竞争而迸发出来的创造效率。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它的青春期，就进入了它的老朽期。中国真正的民营资本，根本没有得到过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外国资本，它们倒真不怕中国国有垄断资本的竞争，因为国有垄断资本真正的力量所在：政府权力，对他们没什么威慑力和压迫力，反而是它们收买利用的对象。
>
> 随便举两个近例，房地产业的掠夺和银行改制改革，这是权力在产业界和金融界粗暴攫取资本的两个典范。
>
> 房地产业：建筑工程本身是成本的小头，真正的价值在土地上。全民所有的土地---权力干预强行规划征用----权力干预低价出售----开发后高价出售商品房。想买低价房不可能，土地这个中间商品由权力垄断抢劫和出售，但它的后续产品房产，却要"市场化"，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永远是卖方市场。权力就这样赤裸裸地抢劫名义上属于全民的土地，然后通过房地产巨头卖给全民。
>
> 银行改革：国家信用担保的垄断国有银行----大量吸收人民储蓄---权力腐败交易的私人贷款和国家指令的企业贷款造成的坏账将其掏空---国家财政补贴近万亿进行银行改制，抹平坏账。就这样，权力空手从银行拿走人民的钱，然后权力公开用另一部分人民的钱把漏洞补上，以免这个摇钱树倒掉。
>
> 即使在当代最右倾，最守护统治集团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直白的政府性劫贫济富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税制为什么烂到完全不切实际，执行又完全两回事？因为在其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政府主要调控和再分配手段的税收，在中国没有那样的地位。中国税收主要承担调控作用（而且也不是调控的主要力量），而再分配就靠垄断土地这样的必需品和金融这样的生命线来执行。在中国，权力腐败不是执政集团所说的那样是它的病症，而是执政集团的步调一致，花样各有千秋的经济手段。中国政权不腐败就无法完成保证它的利益前提下中国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因为它不可能选择正大光明地去完成，那样它得下台。
> （补）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少贴了一段
> 中国经济的现状根本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钳制"和"放任"度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或多或少是执行再分配社会财富，抑富救贫，缓解资本与劳力，精英与平民，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主要目的。
> 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是完全放任权力资本的强者对其他人的掠夺，甚至积极出谋划策，创造条件来加强它，甚至连经典资本主义冷漠的的个体平等原则也不屑于遵守。这位补课的学生，站在了比各位老师的出发点更蛮荒的位置上。
> （十）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上）
>
>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极权国家，即便它在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上蛮荒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但碍于民智渐开，也有相对开明的地方：相对温和的人文环境。言论自由是社会人文环境最重要的标志，而对言论自由的大规模妨碍，是一个激进政权的标志。说"妨碍"而不说"压制"，是因为妨碍有很多种手段，并非只有专制政权的焚书、禁言、关思想犯才是妨碍。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政府妨碍言论自由的事情也随时在发生，手段更加微妙，往往以误导和打击对象信誉这样的间接方式展开，比如美国政府的经济渗透传媒产业，比如陈水扁的诬告TVBS电视台。
>
> 近十多年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妨碍，处于一种非常罕见的状态。中国社会所有的言论途径中，划出了一道清楚的线：线以上是书籍、报纸、杂志、教材、课堂教育内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电视、电影、公众人物公开言论。线以下是互联网言论、中国大陆公民私人言论、非中国大陆公民的所有途径言论。前者可以统称为"显学"，后者可以统称为"隐言"。
>
> 对于显学，言论自由的妨碍尺度非常严厉和粗暴。执行严格的审查制度，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媒体和正式出版物有关政治的内容完全是自动答录机，有关经济的内容会受到严格的导向，其他内容也要经受苛刻审查。教育界和学术界所有敏感问题都有钦定说法，越雷池一步就有遭到报复的危险。
>
> 对于隐言，可以说是完全的放任。私人言论的自由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对互联网，政府也有一些控制的努力，但基本是防不胜防-----我，还有很多人可以在这个论坛上大放厥词就是明证最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对于所有非大陆公民（包括外国出版物，外国公民和港台海外中国公民）言论的态度：不理睬，不反驳，不禁止。大学图书馆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中国大陆公民写的关于政治的，说真话的书，但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却堂而皇之地放在那里。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惨到了失去公信力的地步，而中国香港公民张五常却天天恶毒攻击权贵集团，没人把他怎样，或者不许他说。
>
> 甚至一些统治集团内部的言论，尺度也令人吃惊地宽松。比如 《改革内参》（这本内部刊物有一个滑稽的阅读下限："党群部门在职处级，行政部门在职副局级"，严禁外传，上网），上面很多文章涉及的问题非常本质，论点非常尖锐，绝不在天涯最"反动"的文章之下。限于安全考虑我就不举例了。
>
> 历史上妨碍言论自由的政权，有的搞得"道路以目"，有的焚书坑儒，但对于显学和隐言的尺度基本是一致的，即使妨碍能力会有区别。现代中国的二元言论自由，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观。
> （十一）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中）
> 当代中国统治集团，在理论、人文和道德上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中国传统的东西也早已毁得差不多，西方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形态不断渗透，一方面自己正在实践，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3个可能的认真选择都被排除了，于是只能采取一种非常折衷、非常自私、非常虚伪的方案：
>
> ------以僵尸一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皇帝的新衣。（连伪装都算不上，人人皆知）
> ------以恢复中国传统作为烟雾弹。操控公众情绪，提高凝聚力。
> ------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用，但台面上坚决抵赖，拖延承认，以防招来对自身合法性的*公开*质疑。
>
> 这样，遮羞布，烟雾弹，工具，执照都照顾到了，曾经精神上处于洗白状态的中国政权，洗白到"白猫黑猫论"这样不讲理性的程度，现在重新武装起来，粉墨登场。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中找到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解决方案，你能说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智慧吗？缺乏的只是廉耻。
>
> 中国奇特的二元言论自由，正是这一方案的具体体现。凡是台面上的冒犯，关乎遮羞布的安全，关乎执照的安全，关乎当面拆穿谎言的尴尬，必须严厉打击。凡是台面以下的冒犯，你我大家清楚，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管就成了较真，我们本来就是以西学"为用"的，台面下都要较真，岂不是用不成了，大家都不爽。至于外人，完全不在我们这个虚伪系统内部，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统治者并没有禁止人们心里明白。
>
> 于是台上一番话，台下另一番话成了中国见惯不惊的社会场景。
> 于是纸上一回事，实际另一回事成了中国众人皆知的社会常态。
> 于是腐败大家可以做不可以说，卖淫嫖娼大家可以做不可以合法化，职工可以下岗不可以叫失业，干部可以退二线不可以叫下台，面子意识和取名学发扬光大到中国有史以来的顶峰。执政集团法理的缺失导致了其政策的公开虚伪，这种公开虚伪又弥散到中国社会道德，人文理念的各个角落，造就了一个大家公开说假话，背后发牢骚的虚伪社会。
>
> 虚伪，就是当代中国人文的关键词。
>
> 在这种虚伪的大氛围下，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媒体界，这些原本应该引领民族思想，提供社会文化营养的人群，也被推到了一个两难处境下。台上，什么也不能说，除了说谎。台下，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职业的位置就该在台上面对公众，在台下已经失去这个职能的意义。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精英群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一种虚无和淡出的精神状态。
> 老师叫学生背书考试就行了，传道解惑育人再也不要提起。学者发论文骗经费就行了，不像某些人一样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就算有良心了。作家写写给自己看的天书就行了，销路要靠"用肉体写作"，真要用灵魂和良知写作，出不了版。记者和编辑拿拿红包就行了，真实不是你几个坚持得了的。中国的"显学"界，就这么像沙滩上的鱼一样晾着，彻底脱水和阳痿。
>
> 反而是中国的互联网言论与民间其他个人言论，由于在那根"红线"以下，充分享受了10年的自由和成长，滋生出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要观察现代中国的主流人文思想，这些"隐言 "才是观察点，虽然由于其流动性，匿名性和发散性，对它们的准确观察会十分困难。
> （十二）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
>
>
> 谈到中国当代的"隐言"，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愤青。
>
> 年青人是容易愤怒的，也是容易走极端的，特别是社会下层的年青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无论极端左派还是极端右派，都最容易在这个群体中招募自己的思想同情者和社会冲锋队。褐衫队如此，红卫兵也是如此。年青人的愤怒，不太注重理性思考，他们当中思想逆反性较重，对权威比较敌视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左派，而盲从性较重，对"社会公敌"比较容易上火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右派。
>
> 曾几何时，中国的"愤青"主要的愤怒对象是政府、社会主义、腐败。流行词汇是全盘西化、和平演变和补课。当这一代愤青已成愤中愤老，甚至不再愤怒的时候，中国的新一代愤青愤怒对象已经变成了日本、台湾、民运、腐败，流行词汇是新左派、统一、中华帝国、与日决战。至于任何时候都不能无视，充满象征意味的"美国"，两代愤青都是又爱又恨，虽然爱恨理由不同。
>
> 不能不佩服中国政权在官方理论被所有人不屑一顾的情况下，还能把社会人文思潮调控到这个程度。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向来是极权政治面临威信破产时，所能够乞灵的最后一张王牌。
>
>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两个非常中性的概念。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保证，但是再多走一步就到了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精神力量的源泉，但是再多走一步就成了大国沙文主义。
>
> 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供在大殿的中央，并提供足够的原料保证它们过火越界。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必须制造外部的集体仇恨对象，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注意力和高温。这种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混淆主要社会矛盾，转移人民对内部社会弊病的不满情绪，制造外部恐惧来增加人民对自己的向心力。
>
> 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一套把戏上并没有花太多力气，中国民间和年轻一代的右翼情绪可以说大部分是自发的。统治者所做的最重大的努力就是坚持制造教育和知识空白。中国有很多抗日纪念馆，却没有一个文革纪念馆。中国有很多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却没有一个敢正面描写1959-1976的作品。中国的所有台上言论中不小心提到那个年代都用"那个疯狂的年代"轻轻带过，却从来没有人公开追究，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传染每个人的严重精神病，全民的疯狂从何而来？
>
> 这种只允许一部分社会历史事实被描述的教育，造成了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社会矛盾轻重缓急的严重误判和选择性失明。
> 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续完
>
> 当今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相当和缓的。几十年无战争，除台湾外无明显对立者，中国与世界的主要关系是交流，而非对抗。而内部环境却问题多多，矛盾尖锐：社会贫富对立，政治体制野蛮，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精神财富极度匮乏。抗战时期外敌入侵时，有一句名言是"敌未出国境一日而言和者即为汉奸"，这话虽然极端，但还是体现了因势而倡言的理性。我今天可以套用一句：国家没有重大外部危机时煽动民族主义者，即为国贼。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一辈子买不起房的并不是日本。日本在战后除了跟中国吵架之外，跟中国最大的经济不平等就是借了些低息贷款给我们，贸易优势？你情我愿的。政治也不平等，不过受气的是日本一方。也许日本最不可原谅之处就是同样从废墟开始，比中国发展得好太多。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读的大学变成野鸡大学，读完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并不是李登辉与陈水扁。这两位只管得着 台湾。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办任何事情都得通关系走后门，在权力面前装孙子的并不是所谓民运分子。中国民运在美国目前堕落到只是个经济行为。
>
> 然而，现代网络社会的典型时尚却是一个野鸡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连后门都走不到的年青人，上网先看奇袭东京的YY小说，看累了去天涯国观骂下"右派"的狗，然后上军事论坛讨论台海之战时如何对付美国的航母舰队。录天涯歪诗两句欣赏一下这类人物的理想境界："富士山头飘汉旗，樱花树下赏胡姬"。他们未曾想过，即使这荒唐的理想真的变成现实，"樱花树下赏胡姬"的仍然是现在"天上人间赏汉姬"的人物，而他自己仍然是那个网吧吃泡面，月末等工钱的人物。
>
> 这就是年轻一代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本来面目。仇恨教育制造了这种精神远视眼，而理性教育的缺失来确保这远视眼偶尔想看看近处的生活时，没有眼镜。本来这个人群单独的思想偏斜并不成其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现实却是更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更多的社会中坚阶层，也受到这种思潮的侵袭而变得仇外。
>
> 除了民族主义的过分泛滥，民间右翼思潮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正统"思想正在大兴其道。这种"正统"观念，是不论曲直是非，只讲成王败寇的正统，是统治者最喜欢的顺民思想，也是右翼精神中最非理性的一种。
>
> "不能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道暴政的稳定也是压倒一切的？你是不是暴政？这个不允许讨论。这个论调中还有一个狡猾的偷换概念。稳定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无序的混乱，可以是渐进改革，可以是全民的讨论。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本身就是对以前那种植物人式稳定的
> 反动，到了继续改革必然触及统治阶层本身利益的程度，他们就开始大谈稳定，并得到不少附和。
>
> 在这个大合唱中，演不完的清宫辫子戏，夸不完的明主明君，众多顺从既成主人的汉奸臣纷纷翻案，显学界的某些聪明人担任了最厚颜无耻和收获臭鸡蛋最多的一个声部。而自由言论中的跟唱，毕竟不好意思如他们一样睁眼说瞎话，于是把矛头指向所有与政权掌握者对立的异端。
>
> 无条件讨伐异端，是激进右翼思想中最典型的表现。目前与中国政府对立的异端五花八门，有国外民运分子，国内民间异议分子，邪教，国内正常宗教人士，台湾。。。。。。他们对立点各有不同，有确实危害中国社会的，也有只是想帮忙的，还有代表着一些新思路和希望的，然而在"正统"的铁拳下，他们全都是敌人。
>
> 对正统的无原则拥护，对异端的无条件讨伐，正在扼杀部分中国人思想中的理性，孤立另一部分没有遭到扼杀的人。这正是奴役者希望看到的：没有任何领袖或者政策能够"解放"中国，只有全民的知识和理性，才能突破我们身上的枷锁。
本文转自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405135
阅读全文...
八十封顶：左、中、右（我见过的最智慧解读）
>
> 来源：关天茶舍 据"八十封顶"发言整理
>
> (一) 左右分野的由来
>
> "左""右"政治分野的起源，比较可靠的说法有两种。法国的说法是：民主政治初期的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聚集着廉价住宅区和廉价咖啡馆，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区。塞纳河右岸则是巴黎的高尚住宅区，那里聚集着达官贵人，高级政治沙龙里充斥着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派。由地理位置叫出了"左""右"两大阵营之分。
>
> 英国的说法是：宪章时代，英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保守派占多数，天然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历史政治正确，向来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会一直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坐在大厅右（right,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正确"）边，留下（left）的那一边当然就是左(left)了。现在英语中的左翼（left
> wing），右翼(right wing),也是建筑方面的专用词，指建筑物的左半边和右半边，说明这种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
> 两种说法都指向左派政治和右派政治的关键特征：左派代表理想主义和变革主张，右派代表传统和保守主张。
>
> （二）对现代西方"左""右"的解读
> 左和右在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派别中成了一种本能的分野，但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不难鉴别一种思想或主张是左还是右。
>
> 基督教精神、物竞天择自由竞争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经济至上主义、传统工商业（代表是金融业）利益拥护者、步枪协会，西方右派阵营中这些大块头，统统都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传统和保守的一面。
>
> 而无神论或宗教自由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拥护者、自然保护主义、平民权益拥护者、性解放主义（这是反基督教的）、信息技术产业利益拥护者、死刑废除者、核武抗议者，这些左派阵营的员，
> 则无一不是对西方文明的传统或多或少地改良和突破，甚至吸收了大量西方社会的传统死敌：社会主义的主张。
>
> 看一个现代西方政党的名字，就很容易鉴别它的阵营：基督教民主联盟：右派。工党：左派。我们的俄罗斯：右派。社会党：左派。绿党：左派中的左派。大赦国际：极品左派。基督教长枪党（黎巴嫩的）：右到流脓的极右派。
>
> 是左还是右，一定要放到具体的环境历史背景下来看。所谓左右的形成，是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算起的，从那时开始的传统和既定秩序才是参考的对象，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还有差别。比如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当这个国家还是苏联卫星国的时候，按共产党政权的标准来看右得可以，东欧巨变后他们的主张甚至更加往右靠拢，但在国家政治中却变成了当仁不让的左派。
>
> 如今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起19世纪的样子，拜共产主义运动所赐全部向左大踏步地跑了很远。其中最右的反而是一向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开明的美国。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失去了经典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变成一种混合体。
>
> 美国的向右转并不奇怪。这个国家处于鼎盛的世界巅峰长达几十年，一个阔了几代人的阔佬，自然而然地会转向维护原有-现有传统和秩序，而讨厌变革。小布什神神叨叨的宗教噫语，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正是神赐美国天赋特权的象征。所以尽管都知道他颇有白痴嫌疑，仍然选他当总统。一些美国的左派在惊呼，如果这种思潮持续下去，美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教权国家:-)
>
>
> （三）一般意义下的社会政治光谱
>
> 个人看法，把一个典型社会的各种政治派别分为7个梯级最合适。极端左派，激进左派，温和左派，中间派，温和右派，激进右派，极端右派。再细没有太大意义，过粗则会产生重大的误判---有时候，同一阵营中相邻两个梯级之间的斗争也会极端残酷，例如中国"反右"期间激进左派对温和左派的毁灭。
>
> 极端左派，是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极端左派的本质是暴力与毁灭。极端左派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想留，摧毁一切现有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左派取得了胜利，必然发生浩劫。极端左派还有一个可恨之处，是下节的主题。
>
> 极端右派，是社会次危险的敌人。极端右派的本质是暴力与奴役。极端右派极力想建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少数人赤裸裸地奴役大多数人，社会只分主人（精英，寡头）与奴隶（贱民，草民，工具，叫什么都可以），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统。极端右派之所以只是"次危险"，是因为他们的秩序虽然混账，但毕竟是个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右派取得了政权，带来的必然是残酷的压迫与奴役。
>
> 激进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实施者和混乱的制造者。他们认为变革是必须的，不惜大规模牺牲秩序，生命和财产。
>
> 温和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设想者，自以为体现着社会的良心。他们认为变革是有益和必须的，但必须循序渐进。温和左派通常是牢骚最多和树敌最多的倒霉鬼。（我个人不幸落在此位置）
>
> 温和右派，通常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和社会各种价值的保护者。他们认为传统和现有秩序弥足珍贵，变革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多半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
> 激进右派，通常是社会保持现状最有力的拥护者，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认为传统与秩序不容触犯，变革者全是应该扔出去的垃圾。激进右派在正常情况下都掌握着社会中非常大的物质能量，尽管他们不一定在舆论或政治力量上占优势。
>
> 中间派：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要么政治恐惧，要么政治不敏感。
>
> 对判断一个政权是温和为主流，激进为主流还是迈向了极端，有两个简单标准：开始大规模妨碍言论自由意味着从温和走向激进，开始大规模洗脑意味着从激进走向了极端。无分左右。
> 四）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上）
>
> 现代中国的"左"与"右"让很多人困惑，怎么在主张和表现上和西方社会中的左与右颠倒了？本楼楼主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
>
>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要理解左右政治分野中最大的一个秘密：
>
> "极端左派与极端右派，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
> 这是一位老思想家的论断。是谁我忘了，我要加上一个个人的注解：
>
>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极端左派政权。只有极端左派运动。极端左派运动的胜利者，只要没有疯狂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必然在短时间内蜕变为极端右派政权。
>
> -----加上那个"自我毁灭"的例外，是因为世界上毕竟真有波尔布特这种疯狂到胜利后立即自我毁灭的极端左派。
>
> 原理非常简单。极端左派毁灭了所有秩序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发现社会没有秩序无法运作。现在他们开始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立即就会选择人类历史上个人费效比最高，最能实现人的贪婪欲望与权力欲望的秩序：极右政治。以暴力的毁灭结束，以暴力的奴役开始！这已经不在现代政治解释的局限内，而是很基本的人性。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变成改朝换代，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胜利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极权之路，其原因都在这里。
>
> 政治光谱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有一线之隔，这绝不是奇谈怪论。我们先来看历史上最著名的极右政权：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纳粹党的名字就很值得玩味："国家（右派关键词）社会主义 （左派关键词）工人（极左极右派都喜欢的关键词）党"
>
> 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其前期，有非常多的极左派特征。大规模公益劳动，大面积的社会底层均富，强调劳工利益。。。
> 第三帝国的前期，比同时期的苏联更像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
>
> 然而希特勒德国的政治主张是标准的极右派，他真正的创造是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夸张到极端程度。极右派的等级理想和精英理想并没有变，改变的是奴役对象：低等民族是奴隶，雅利安人是主人，德国人是主人中的主人，德国权贵阶层是主人中的领袖。这样在德国人民这个主人群体中，极左派那一套东西效率又高，兴奋剂左右又强，何乐而不用呢？希特勒的这一套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脉相传，而斯巴达人虽然实质是军事奴隶主，但斯巴达民族内部却过着"共产主义"生活。
>
> 一位历史学教授赠给我的一本希特勒传记上，希特勒像旁边题着：最后一个斯巴达人。
>
> 现在回到中国。新中国的"左""右"在80年代之前，基本是与世界标准符合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世界主流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来说，全部是左派。这样中国共产党中主张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与旧世界妥协一点的人，当然就是左派中的右派，比如1960年代反右中被清洗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按照标准分法应该算反思后形成的温和左派，但共产党中的激进左派就把他们当右派处理掉。
>
> 处理掉这些人之后，毛公却发现，当时共产党中应该是激进左派的一大群当权派，如刘公，彭公者及其周边势力，，思想上却在向温和左派靠拢！于是毛公彻底怒了，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政权从建国时的温和左派主流滑向激进左派主流，到此进入极端左派运动。
>
>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传统与秩序，同时也毁灭了共产党内除极端左派外其他所有人的信念和理想。1976年毛公死，几年后天真烂漫的华公倒，中国政权急速滑向极右。
>
> 邓公这个老牌右派，对八九十年代政治导向的指导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这样解读："为了维护我们这个集团的政权，我们要警惕返回资本主义的论调，因为那取消了我们的执照。但是像原来那样折腾是不行的！别再走下去了。"邓公这句话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所以邓公伟大。
>
> 邓公死前醍醐灌顶，一手操办了中国政权进入极右的标志性事件。
>
> （五）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下）
>
> 到如今，中国的政治是在极右和激进右派之间，表现为威权专制统治，下力不少但效率基本为零的洗脑，行之有效但界限分明，程度克制地妨碍言论自由，国家权贵阶层完全占有政治权力。
>
> 中国的经济是标准的资本主义激进右派，贫富悬殊，自由到无序的资本主义竞争，官僚资本和权力资本横行霸道，国际资本巨鳄畅通无阻。
> 当然，也有厉以宁这样标准的极端右派经济学家现世，公开讲8亿劳动人民是少数特权阶层宝贵的财富这种大实话。
>
> 中国的文化是温和右派占主流，官方推行激进右派但很没效率，比如"施琅大将军"就被骂得狗血淋头，民间渐有温和左派的萌芽。
>
>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是一个在世界队伍中非常靠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国家。右到了绝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右边。唯一特殊的是那张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皮，因为那是中共祖传的无限期营业执照。
>
> 揭开这件皇帝的新衣，现在网上奇怪的左右之分就迎刃而解：
>
> 网上自称"左派"者的言论：
>
> "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不惜炸平台湾，核战美国。" 多么标准的极右派主张！
> "大清帝国开疆拓土，对中国的贡献历朝最大。"多么标准的激进右 派观点！
> "恢复伟大传统，创建新世纪的新儒家。"多么标准的温和右派主张！
>
> 网上自以为"右派"者的言论：
> "拿起武器，推翻党国，不自由，毋宁死。"多么标准的极左派口号！
> "中国就是要乱，大乱之后才有大治。"多么标准的激进左派观点！
> "和平演变大概是最安全的兴国之路。"多么标准的温和左派主张！
>
> 这左与右的全盘颠倒，完全来自于 中国政权=共产党=左 这个荒谬的等式。它错大了。正确的等式应该是
>
> 中国政权=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权贵阶层=右、右、右
>
>
> 中国人真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上一个由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极左，再蜕变为极右的国家俄国，在政治蜕变后，经济文化上长期停滞在左派政策的枷锁里，最终不配套而崩溃。但中国政权蜕变为极右之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经济与文化却活生生硬扳到了右派大轨道上，这辆七拱八翘，配套成龙的老爷车在发展道路上飞驰，洒下一路鲜血与苦难，奔向不可知的明天。
>
> 录鲁迅诗一首，献给坚韧的中国人民：
>
>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
>
> （六）娱乐一下 庸俗一下
>
> 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我们最后来娱乐一下。楼主问道了文化问题上的左右分野，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最近炒得火热的"郑星丑闻"中的左右情况，这是个典型的道德/文化课题。
>
> 我的观察如下：
>
> 极端左派
> 观点：郑星是英雄！全中国淫民团结起来，去口爆这个JB社会上所有的人妻！
> 评论：很好，在这个事件中没有浮出水面。不过，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他们会出现的。
>
> 激进左派
> 观点：婚外情现在流行得很！我们都无所谓！那老公鼠肚鸡肠的恶心！
> 评论：人不多，代表人物是守望者TS中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
>
> 温和左派
> 观点：人家的私事，虽然品性是不怎么样，该人家自己解决吧。讨伐什么讨伐？
> 评论：人也不多，但不少人这么想，不愿意说。因为说出来得罪几乎所有人（本人又不幸落在这个区域）
>
> 温和右派
> 观点：同情老公，鄙视狗男女。大家使劲骂，但不要去骚扰别人现实生活。
> 评论：人最多（当然只是在所有发言者中的比例）。社会秩序的柱石啊。。。
>
> 激进右派
> 观点：BP男，KB女，恶心之极，不如去死，坚决声讨到公开道歉，不然顶到断网。
> 评论：人真不少。能量真不小。不过你们能坚持那么久吗？
>
> 极端右派
> 观点：打成贱民，公司拒聘，所有公用事业拒绝服务，株连12族（传统9族+同学老师校长），踏上1亿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 评论：令人忧虑地多！你们怎么比永乐皇帝株连10族还狠两族？法律何在，公民权何在，人的基本尊严何在？如果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下岗后没有生计的中年劳动者，退休后没有生活意义的老官僚，这种声音就会更多。如果党国的某个关键位置上出现一个有谋略的野心家，这些人还会组织起来，这些人的主张还会部分变成现实。
>
> 中间派
> 观点："郑星是谁？"
> "我又来娱乐了，今天发展怎样？"
> "幽月儿的照片我看见了。结论：D cup！"
> "你们TMD都是吃饱了撑的！"
> 评论：真正的大多数。还是人民伟大。。。。
>
> 七）"自由"与"平等"置身何地？
>
> 本楼楼主最困惑的问题是："左右两派对于国家经济和私人，分别是钳制和放任，放任和钳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颠倒？"
>
> 谈到本来意义上的"左"和"右"，我们时刻不要忘了，它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理念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使用只是一种延伸。我多次提到"原教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始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一直喊到今天，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改良，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平等"，决不是提倡个人的结果或者待遇平等，而是提倡机会和规则平等。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平等，智慧能力与手段可以不平等，社会提倡的唯一平等是人人在竞争中有相同的规则。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宿敌：封建等级主义。封建等级主义的在不同等级运用不同规则，而且这个等级是血统固定，基本不流动的。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一种丛林的自由。基本规则之下，大家自由厮杀，强者存，弱者亡，强者发展，弱者凋敝，强者统治，弱者服务。物竞天择，如同达尔文笔下的生物进化场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极右资本主义理论中的王者，名字即来自于此。这种"强者的自由"，非常强调社会的统一规则，从来就不青睐个人的异化和个人对传统规则的背叛，如同达尔文进化理论中发生"非适应性变异"的物种，那是淘汰的对象。而发生"适应性变异"的强者，则拥有重新制定规则的权力。
>
>
> 现在我们来观察现代右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个人文化理念就很清楚了。经济上的放任，正是放任强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富人减税，弱化社会保障，弱化政府调控的、肯定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支持垄断，支持经济殖民主义，凡此种种，都与原教旨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美国经济中，以金融业和能源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旗帜鲜明地分别站在右边和左边，这个现象就非常本质。金融业和能源工业是长期以来聚集资本的传统强者代表，而信息产业是新来的白手起家者的代表。
>
> 个人文化上，右派资本主义一如既往地蔑视离经叛道者。无神论，同性恋，环保疯子，堕胎医生，这些社会异类想把社会改成什么样子？他们不敬畏上帝不努力工作不积累财富不扩大生产，不肯勤勤恳恳，循规蹈矩地地做一个经济动物，在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眼中，他们就是有序社会的垃圾，崇高规则的破坏者，他们当中最坏的，最不可原谅的就是共产主义者。而现代右翼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向左走了很多，仍然把他们看作是pain
> in the ass.
>
> 所以说，钳制与放任并非本质，而是实现理念的手段。右翼资本主义对经济运作的放任和对个人文化的保守决不矛盾，它们的对象根本不同，对规则下的竞争，右翼资本主义尽量放任来巩固它。而对规则本身，右翼资本主义坚决保守。
>
> 当代中国这一极右寡头资本主义政权，在经济的放任和文化的钳制两方面，都比当代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夸张的表演。（晚上下一节）
>
>
> （八）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上）
>
> 与十九世纪到二战前纯正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当代中国的经济甚至站到了更右的地方，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主要国家只有道路类似的俄国，虽然二者采用的具体手段不同。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补课"理论，虽然被官方严厉否定，但其经济主张却被更加激进地执行了------当然，政权本身缺省正确，不予补课，承担补课义务的 是普通国民和国民经济。
>
> 西方资本主义在夺取社会主导权的同时，不是彻底打倒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统治集团（如法国），就是打残了他们（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更幸运的是没有这个传统包袱（如美国）。而中国和俄国，却是从极左运动自身急剧蜕变成极右政权，经济上180度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原有社会权贵集团仍然盘踞在社会的统治位置上，俄国还要直率一点，原有社会权贵集团纷纷易帜换皮，人群虽然还是那个人群，招牌却诚实地改变了。而在中国，权力者甚至连这个招牌都不用换。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努力学习原始资本主义丛林式的奴役与竞争效率，又保守着等级社会和极权社会厚颜无耻的社会不公正和寡头垄断。
>
> 原始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夺取农民土地，把他们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中国当代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有着更优越的地位：土地夺取早就完成了。所以它更加轻松地"征用"土地，或者利用农产品强制价格的杠杆，把农民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比原始资本主义更右的是它还不给这些人与城市劳动者相当的地位，仍然用户口制度把他们绑定在社会最低等级上，以便更低成本地使用。
>
> 原始资本主义的垄断巨头们，理论上从初始状态差不多的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产生，实际上有一部分是这样，也有一部分是继承旧集团财富和社会权力而产生，双方的差异和竞争导致了他们内部的不断争论和政策调整，也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而中国的资本垄断巨头，清一色地从原有权贵集团中产生。概念上属于全民的国有大型企业只在中国极左运动开始之前，权贵集团还没有蜕变为资本集团的时候，企业本身向全民提供产品时还不进入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国家随便补贴，随便定价的时候，还能说说有点"全民"性质。现在的全民制国有大型企业毫不含糊地全部属于权贵集团。它们决策与全民无关，股份与全民无关，产品和全民真金白银地市场买卖，资本和利润由管理者和权贵集团的本体：政府来任意支配。即使是这样实质化的权贵寡头垄断，也不能满足权贵集团的要求。他们正在通过管理人持股，私有化拍卖等种种名义上很现代资本主义，实质上完全是权力运作的手段，把权贵集团对垄断企业的产权合法化，正当化。这种清一色权力资本垄断，根本跳过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有序竞争阶段，整个集团原封不动，直接进入马克思笔下"最凶恶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阶段。
>
>
> （九）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 这种完全蔑视机会平等原则，完全以权力作为唯一规则，完全以旧等级为蓝本改变一下杠杆就变成新等级的资本主义，比任何其他当代资本主义都不讲公正。那么效率呢？从这个新的资本集团本身的角度来说，它非常有效率，资本的积累不需要从头做起，转移一下产权就搞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它完全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源的效率：每个个人满怀希望参加公平竞争而迸发出来的创造效率。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它的青春期，就进入了它的老朽期。中国真正的民营资本，根本没有得到过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外国资本，它们倒真不怕中国国有垄断资本的竞争，因为国有垄断资本真正的力量所在：政府权力，对他们没什么威慑力和压迫力，反而是它们收买利用的对象。
>
> 随便举两个近例，房地产业的掠夺和银行改制改革，这是权力在产业界和金融界粗暴攫取资本的两个典范。
>
> 房地产业：建筑工程本身是成本的小头，真正的价值在土地上。全民所有的土地---权力干预强行规划征用----权力干预低价出售----开发后高价出售商品房。想买低价房不可能，土地这个中间商品由权力垄断抢劫和出售，但它的后续产品房产，却要"市场化"，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永远是卖方市场。权力就这样赤裸裸地抢劫名义上属于全民的土地，然后通过房地产巨头卖给全民。
>
> 银行改革：国家信用担保的垄断国有银行----大量吸收人民储蓄---权力腐败交易的私人贷款和国家指令的企业贷款造成的坏账将其掏空---国家财政补贴近万亿进行银行改制，抹平坏账。就这样，权力空手从银行拿走人民的钱，然后权力公开用另一部分人民的钱把漏洞补上，以免这个摇钱树倒掉。
>
> 即使在当代最右倾，最守护统治集团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直白的政府性劫贫济富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税制为什么烂到完全不切实际，执行又完全两回事？因为在其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政府主要调控和再分配手段的税收，在中国没有那样的地位。中国税收主要承担调控作用（而且也不是调控的主要力量），而再分配就靠垄断土地这样的必需品和金融这样的生命线来执行。在中国，权力腐败不是执政集团所说的那样是它的病症，而是执政集团的步调一致，花样各有千秋的经济手段。中国政权不腐败就无法完成保证它的利益前提下中国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因为它不可能选择正大光明地去完成，那样它得下台。
> （补）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少贴了一段
> 中国经济的现状根本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钳制"和"放任"度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或多或少是执行再分配社会财富，抑富救贫，缓解资本与劳力，精英与平民，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主要目的。
> 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是完全放任权力资本的强者对其他人的掠夺，甚至积极出谋划策，创造条件来加强它，甚至连经典资本主义冷漠的的个体平等原则也不屑于遵守。这位补课的学生，站在了比各位老师的出发点更蛮荒的位置上。
> （十）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上）
>
>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极权国家，即便它在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上蛮荒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但碍于民智渐开，也有相对开明的地方：相对温和的人文环境。言论自由是社会人文环境最重要的标志，而对言论自由的大规模妨碍，是一个激进政权的标志。说"妨碍"而不说"压制"，是因为妨碍有很多种手段，并非只有专制政权的焚书、禁言、关思想犯才是妨碍。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政府妨碍言论自由的事情也随时在发生，手段更加微妙，往往以误导和打击对象信誉这样的间接方式展开，比如美国政府的经济渗透传媒产业，比如陈水扁的诬告TVBS电视台。
>
> 近十多年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妨碍，处于一种非常罕见的状态。中国社会所有的言论途径中，划出了一道清楚的线：线以上是书籍、报纸、杂志、教材、课堂教育内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电视、电影、公众人物公开言论。线以下是互联网言论、中国大陆公民私人言论、非中国大陆公民的所有途径言论。前者可以统称为"显学"，后者可以统称为"隐言"。
>
> 对于显学，言论自由的妨碍尺度非常严厉和粗暴。执行严格的审查制度，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媒体和正式出版物有关政治的内容完全是自动答录机，有关经济的内容会受到严格的导向，其他内容也要经受苛刻审查。教育界和学术界所有敏感问题都有钦定说法，越雷池一步就有遭到报复的危险。
>
> 对于隐言，可以说是完全的放任。私人言论的自由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对互联网，政府也有一些控制的努力，但基本是防不胜防-----我，还有很多人可以在这个论坛上大放厥词就是明证最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对于所有非大陆公民（包括外国出版物，外国公民和港台海外中国公民）言论的态度：不理睬，不反驳，不禁止。大学图书馆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中国大陆公民写的关于政治的，说真话的书，但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却堂而皇之地放在那里。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惨到了失去公信力的地步，而中国香港公民张五常却天天恶毒攻击权贵集团，没人把他怎样，或者不许他说。
>
> 甚至一些统治集团内部的言论，尺度也令人吃惊地宽松。比如 《改革内参》（这本内部刊物有一个滑稽的阅读下限："党群部门在职处级，行政部门在职副局级"，严禁外传，上网），上面很多文章涉及的问题非常本质，论点非常尖锐，绝不在天涯最"反动"的文章之下。限于安全考虑我就不举例了。
>
> 历史上妨碍言论自由的政权，有的搞得"道路以目"，有的焚书坑儒，但对于显学和隐言的尺度基本是一致的，即使妨碍能力会有区别。现代中国的二元言论自由，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观。
> （十一）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中）
> 当代中国统治集团，在理论、人文和道德上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中国传统的东西也早已毁得差不多，西方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形态不断渗透，一方面自己正在实践，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3个可能的认真选择都被排除了，于是只能采取一种非常折衷、非常自私、非常虚伪的方案：
>
> ------以僵尸一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皇帝的新衣。（连伪装都算不上，人人皆知）
> ------以恢复中国传统作为烟雾弹。操控公众情绪，提高凝聚力。
> ------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用，但台面上坚决抵赖，拖延承认，以防招来对自身合法性的*公开*质疑。
>
> 这样，遮羞布，烟雾弹，工具，执照都照顾到了，曾经精神上处于洗白状态的中国政权，洗白到"白猫黑猫论"这样不讲理性的程度，现在重新武装起来，粉墨登场。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中找到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解决方案，你能说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智慧吗？缺乏的只是廉耻。
>
> 中国奇特的二元言论自由，正是这一方案的具体体现。凡是台面上的冒犯，关乎遮羞布的安全，关乎执照的安全，关乎当面拆穿谎言的尴尬，必须严厉打击。凡是台面以下的冒犯，你我大家清楚，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管就成了较真，我们本来就是以西学"为用"的，台面下都要较真，岂不是用不成了，大家都不爽。至于外人，完全不在我们这个虚伪系统内部，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统治者并没有禁止人们心里明白。
>
> 于是台上一番话，台下另一番话成了中国见惯不惊的社会场景。
> 于是纸上一回事，实际另一回事成了中国众人皆知的社会常态。
> 于是腐败大家可以做不可以说，卖淫嫖娼大家可以做不可以合法化，职工可以下岗不可以叫失业，干部可以退二线不可以叫下台，面子意识和取名学发扬光大到中国有史以来的顶峰。执政集团法理的缺失导致了其政策的公开虚伪，这种公开虚伪又弥散到中国社会道德，人文理念的各个角落，造就了一个大家公开说假话，背后发牢骚的虚伪社会。
>
> 虚伪，就是当代中国人文的关键词。
>
> 在这种虚伪的大氛围下，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媒体界，这些原本应该引领民族思想，提供社会文化营养的人群，也被推到了一个两难处境下。台上，什么也不能说，除了说谎。台下，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职业的位置就该在台上面对公众，在台下已经失去这个职能的意义。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精英群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一种虚无和淡出的精神状态。
> 老师叫学生背书考试就行了，传道解惑育人再也不要提起。学者发论文骗经费就行了，不像某些人一样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就算有良心了。作家写写给自己看的天书就行了，销路要靠"用肉体写作"，真要用灵魂和良知写作，出不了版。记者和编辑拿拿红包就行了，真实不是你几个坚持得了的。中国的"显学"界，就这么像沙滩上的鱼一样晾着，彻底脱水和阳痿。
>
> 反而是中国的互联网言论与民间其他个人言论，由于在那根"红线"以下，充分享受了10年的自由和成长，滋生出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要观察现代中国的主流人文思想，这些"隐言 "才是观察点，虽然由于其流动性，匿名性和发散性，对它们的准确观察会十分困难。
> （十二）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
>
>
> 谈到中国当代的"隐言"，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愤青。
>
> 年青人是容易愤怒的，也是容易走极端的，特别是社会下层的年青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无论极端左派还是极端右派，都最容易在这个群体中招募自己的思想同情者和社会冲锋队。褐衫队如此，红卫兵也是如此。年青人的愤怒，不太注重理性思考，他们当中思想逆反性较重，对权威比较敌视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左派，而盲从性较重，对"社会公敌"比较容易上火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右派。
>
> 曾几何时，中国的"愤青"主要的愤怒对象是政府、社会主义、腐败。流行词汇是全盘西化、和平演变和补课。当这一代愤青已成愤中愤老，甚至不再愤怒的时候，中国的新一代愤青愤怒对象已经变成了日本、台湾、民运、腐败，流行词汇是新左派、统一、中华帝国、与日决战。至于任何时候都不能无视，充满象征意味的"美国"，两代愤青都是又爱又恨，虽然爱恨理由不同。
>
> 不能不佩服中国政权在官方理论被所有人不屑一顾的情况下，还能把社会人文思潮调控到这个程度。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向来是极权政治面临威信破产时，所能够乞灵的最后一张王牌。
>
>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两个非常中性的概念。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保证，但是再多走一步就到了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精神力量的源泉，但是再多走一步就成了大国沙文主义。
>
> 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供在大殿的中央，并提供足够的原料保证它们过火越界。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必须制造外部的集体仇恨对象，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注意力和高温。这种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混淆主要社会矛盾，转移人民对内部社会弊病的不满情绪，制造外部恐惧来增加人民对自己的向心力。
>
> 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一套把戏上并没有花太多力气，中国民间和年轻一代的右翼情绪可以说大部分是自发的。统治者所做的最重大的努力就是坚持制造教育和知识空白。中国有很多抗日纪念馆，却没有一个文革纪念馆。中国有很多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却没有一个敢正面描写1959-1976的作品。中国的所有台上言论中不小心提到那个年代都用"那个疯狂的年代"轻轻带过，却从来没有人公开追究，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传染每个人的严重精神病，全民的疯狂从何而来？
>
> 这种只允许一部分社会历史事实被描述的教育，造成了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社会矛盾轻重缓急的严重误判和选择性失明。
> 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续完
>
> 当今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相当和缓的。几十年无战争，除台湾外无明显对立者，中国与世界的主要关系是交流，而非对抗。而内部环境却问题多多，矛盾尖锐：社会贫富对立，政治体制野蛮，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精神财富极度匮乏。抗战时期外敌入侵时，有一句名言是"敌未出国境一日而言和者即为汉奸"，这话虽然极端，但还是体现了因势而倡言的理性。我今天可以套用一句：国家没有重大外部危机时煽动民族主义者，即为国贼。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一辈子买不起房的并不是日本。日本在战后除了跟中国吵架之外，跟中国最大的经济不平等就是借了些低息贷款给我们，贸易优势？你情我愿的。政治也不平等，不过受气的是日本一方。也许日本最不可原谅之处就是同样从废墟开始，比中国发展得好太多。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读的大学变成野鸡大学，读完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并不是李登辉与陈水扁。这两位只管得着 台湾。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办任何事情都得通关系走后门，在权力面前装孙子的并不是所谓民运分子。中国民运在美国目前堕落到只是个经济行为。
>
> 然而，现代网络社会的典型时尚却是一个野鸡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连后门都走不到的年青人，上网先看奇袭东京的YY小说，看累了去天涯国观骂下"右派"的狗，然后上军事论坛讨论台海之战时如何对付美国的航母舰队。录天涯歪诗两句欣赏一下这类人物的理想境界："富士山头飘汉旗，樱花树下赏胡姬"。他们未曾想过，即使这荒唐的理想真的变成现实，"樱花树下赏胡姬"的仍然是现在"天上人间赏汉姬"的人物，而他自己仍然是那个网吧吃泡面，月末等工钱的人物。
>
> 这就是年轻一代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本来面目。仇恨教育制造了这种精神远视眼，而理性教育的缺失来确保这远视眼偶尔想看看近处的生活时，没有眼镜。本来这个人群单独的思想偏斜并不成其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现实却是更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更多的社会中坚阶层，也受到这种思潮的侵袭而变得仇外。
>
> 除了民族主义的过分泛滥，民间右翼思潮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正统"思想正在大兴其道。这种"正统"观念，是不论曲直是非，只讲成王败寇的正统，是统治者最喜欢的顺民思想，也是右翼精神中最非理性的一种。
>
> "不能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道暴政的稳定也是压倒一切的？你是不是暴政？这个不允许讨论。这个论调中还有一个狡猾的偷换概念。稳定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无序的混乱，可以是渐进改革，可以是全民的讨论。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本身就是对以前那种植物人式稳定的
> 反动，到了继续改革必然触及统治阶层本身利益的程度，他们就开始大谈稳定，并得到不少附和。
>
> 在这个大合唱中，演不完的清宫辫子戏，夸不完的明主明君，众多顺从既成主人的汉奸臣纷纷翻案，显学界的某些聪明人担任了最厚颜无耻和收获臭鸡蛋最多的一个声部。而自由言论中的跟唱，毕竟不好意思如他们一样睁眼说瞎话，于是把矛头指向所有与政权掌握者对立的异端。
>
> 无条件讨伐异端，是激进右翼思想中最典型的表现。目前与中国政府对立的异端五花八门，有国外民运分子，国内民间异议分子，邪教，国内正常宗教人士，台湾。。。。。。他们对立点各有不同，有确实危害中国社会的，也有只是想帮忙的，还有代表着一些新思路和希望的，然而在"正统"的铁拳下，他们全都是敌人。
>
> 对正统的无原则拥护，对异端的无条件讨伐，正在扼杀部分中国人思想中的理性，孤立另一部分没有遭到扼杀的人。这正是奴役者希望看到的：没有任何领袖或者政策能够"解放"中国，只有全民的知识和理性，才能突破我们身上的枷锁。
本文转自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405135
阅读全文...
2007年10月18日星期四
曾荫权 ：民主不利于特区政府开展工作
曾荫权失言政圈哗然：文革比喻最极端民主
行政长官曾荫权昨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及如何在民主发展与社会稳定间取得平衡时，引用文化大革命作比喻，指民主去到最极端时，人民掌握一切权力，政府就不能管治。言论一出，政圈哗然，泛民纷指摘曾荫权无知及不懂历史，要求曾荫权先受国民教育。而左派阵营亦对曾言论莫名其妙。
特首办发言人事后补充，指曾荫权的意思是要一个最适合香港的普选模式，一个可进一步提升管治水平的模式。据了解，政府内部事前并没与曾荫权商讨节目内容，也没有提及其讲稿会加入“文革”，故相信曾荫权的言论属“爆肚”性质，政府内部都感非常愕然。
泛民阵营狠批曾昨晨接受香港电台英文台特备节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特首烽烟）访问，与主持人及来电听众畅谈施政报告。主持人引述施政报告结语，问曾是否认为民主政治会牺牲社会秩序与管治质素。
曾回应时，以文革为喻，认为“如（民主政治）走向极端，人民亦会走向极端，就出现像中国的文革般情况：给人民掌握一切，然后我们就无从管治”。
面对主持人质疑“文革不是民主的极端例子吧？”曾更神情严肃兼眉头一皱反驳说：“那它是甚么，是人民掌权吗？”接，曾又阐述对民主的见解，举例指外国有民主制度，如美国加州赋予平民推翻政府政策权利，就不是令政府有效管治的制度，所以认为民主制度需要有平衡。
他续说，相信香港正理性前进，重申自己对普选有承担，其管治班子上任两周内已手处理普选问题。他强调有决心在任内为港人找出达致普选的好方案，不希望把问题留给接任人。
他亦提到会把大多数市民都接受的方案提交中央，强调现阶段需要共识，不是争议，争取普选的人需说明方案何以带给港人更好的生活，及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曾的言论招来泛民狠批。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称感非常惊讶，指曾荫权以民主与文革相提并论，显示政治水平低，对政治缺乏认识：“希望曾荫权多读历史和文宪，民主理念是达至三权分立，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民主并唔系曾荫权谂得咁肤浅！”民主党的张文光亦说，曾将民主比喻文革，显示无知及不认识历史，文革是独裁的表现，与民主无关。被问及曾一番话是否侮辱港人智慧，张不屑地说：“呢个系无知，唔系侮辱！”
左派阵营对曾荫权的言论也感莫名其妙。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接受本报查询时谓，未得悉曾荫权言论内容，不作评论，但亦对此话感奇怪：“文革系鼓励阶级斗争喎。”港区人大代表杨耀忠则持另一见解：“内地系否定文革，不过文革鼓励大鸣大放，都算系另一种民主。”民建联黄定光却认同民主派看法，指民主与文革无关：“咁多冤屈?，何来民主？”
左派莫名其妙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以仍未听过节目内容为由拒绝置评，但他说：“文革在内地有相当深刻的教训，对国家损毁相当大。希望大家形成共识，令政制向前发展。”被问及曾荫权是否“引喻失当”，谭耀宗笑说：“我讲?好少用比喻。”
阅读全文...
行政长官曾荫权昨出席电台节目，被问及如何在民主发展与社会稳定间取得平衡时，引用文化大革命作比喻，指民主去到最极端时，人民掌握一切权力，政府就不能管治。言论一出，政圈哗然，泛民纷指摘曾荫权无知及不懂历史，要求曾荫权先受国民教育。而左派阵营亦对曾言论莫名其妙。
特首办发言人事后补充，指曾荫权的意思是要一个最适合香港的普选模式，一个可进一步提升管治水平的模式。据了解，政府内部事前并没与曾荫权商讨节目内容，也没有提及其讲稿会加入“文革”，故相信曾荫权的言论属“爆肚”性质，政府内部都感非常愕然。
泛民阵营狠批曾昨晨接受香港电台英文台特备节目“Chief Executive Phone-in”（特首烽烟）访问，与主持人及来电听众畅谈施政报告。主持人引述施政报告结语，问曾是否认为民主政治会牺牲社会秩序与管治质素。
曾回应时，以文革为喻，认为“如（民主政治）走向极端，人民亦会走向极端，就出现像中国的文革般情况：给人民掌握一切，然后我们就无从管治”。
面对主持人质疑“文革不是民主的极端例子吧？”曾更神情严肃兼眉头一皱反驳说：“那它是甚么，是人民掌权吗？”接，曾又阐述对民主的见解，举例指外国有民主制度，如美国加州赋予平民推翻政府政策权利，就不是令政府有效管治的制度，所以认为民主制度需要有平衡。
他续说，相信香港正理性前进，重申自己对普选有承担，其管治班子上任两周内已手处理普选问题。他强调有决心在任内为港人找出达致普选的好方案，不希望把问题留给接任人。
他亦提到会把大多数市民都接受的方案提交中央，强调现阶段需要共识，不是争议，争取普选的人需说明方案何以带给港人更好的生活，及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曾的言论招来泛民狠批。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称感非常惊讶，指曾荫权以民主与文革相提并论，显示政治水平低，对政治缺乏认识：“希望曾荫权多读历史和文宪，民主理念是达至三权分立，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民主并唔系曾荫权谂得咁肤浅！”民主党的张文光亦说，曾将民主比喻文革，显示无知及不认识历史，文革是独裁的表现，与民主无关。被问及曾一番话是否侮辱港人智慧，张不屑地说：“呢个系无知，唔系侮辱！”
左派阵营对曾荫权的言论也感莫名其妙。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接受本报查询时谓，未得悉曾荫权言论内容，不作评论，但亦对此话感奇怪：“文革系鼓励阶级斗争喎。”港区人大代表杨耀忠则持另一见解：“内地系否定文革，不过文革鼓励大鸣大放，都算系另一种民主。”民建联黄定光却认同民主派看法，指民主与文革无关：“咁多冤屈?，何来民主？”
左派莫名其妙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以仍未听过节目内容为由拒绝置评，但他说：“文革在内地有相当深刻的教训，对国家损毁相当大。希望大家形成共识，令政制向前发展。”被问及曾荫权是否“引喻失当”，谭耀宗笑说：“我讲?好少用比喻。”
阅读全文...
2007年8月12日星期日
北京奥运需要"不支持"者
转自:
http://www.bullog.cn/blogs/beijing2008/archives/88325.aspx
瓜尔加 @ 2007-8-8 11:57:23 阅读(633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2001年9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我正和一帮荤男素女驾车赶夜路，心中向往着南戴河的海滩和螃蟹。经过一个大的集镇的时候，突然有几只微型礼花升空，四下里还有劈劈啪啪的声音。在革命电影里，此种场景通常意味着遭遇信号弹并伴随一场伏击。处于惊讶中的我们，纷纷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大意是申奥成功啦，北京high啦，时隔12年又出现街头狂欢的盛况啦。
我们没有折返回北京加入沸腾的人群，对于我们来说，海滩和螃蟹比群情激越更像真实的生活。如果说申奥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就是那天晚宴大家多碰了几次杯。
那段时间，北京奥申委曾委托世界上知名的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显示北京民众的奥运支持率为94·9％，为有史以来最高（先别怀疑这个比例，国际奥委会委托欧洲一家公司搞的独立调查，北京的数据高达96％）。我看不清形势，态度暧昧，不知道是否也被算进那94.9%里面了。不过我得承认，看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难得地拥有一个如此酣畅的夜晚，我的情绪也受到感染，虚荣心略有满足。那时候，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不赞成北京奥运的言论，我也抱有一点忧虑，但不很强烈。
此后的差不多六年里，一些事情逐渐让我不安起来，这个今天就不一一赘言了。我只想说，在诸多不安中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很难再听到对北京奥运的公开的质疑与反对意见。原来的那个5.1%是归零了，还是增减了？是被要求收声了，还是被忽略不计了？
从一些便于掌握宣传口径的媒体人那里了解到，那些不利于北京奥运会光辉形象的东西，一律要过滤掉。甚至与光辉形象有关的，比如那些恢弘的体育场馆，也被禁止予以关注。
我真的不知道有关方面到底怕什么，又何以怕到这个程度？连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一贯表示愿意接受群众监督，北京奥运怎么就拥有了无上的特权？
现代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异质社会，一个包容各种价值观的多元社会。常识告诉我们，钱多总比钱少好，“多元”也肯定好过“一元”。多元没什么好担忧的，大家都秉持宽容之道，自然各得其所。也只有这样的生存环境，才更接近真正的和谐社会。
今天是八月八日，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人民日报》的当日文章指出，“这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圆民族梦想，共践世界承诺的６年。”
对于这类宏大叙事，我是比较惧怕的，如果是我，愿意这么描述北京奥运：一些民工修了一些体育场馆和路桥，一些人来比赛，一些人来围观，一些人赚了钱。
总觉得这才接近事实和本质。
而全民参与，举国欢腾，不是理性国家应有的作为。一个社会，假如到了万众一心的地步，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同仇敌忾了？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没再看到关于北京奥运支持率的权威统计。只是在一家BBS上，看到有人谨慎地做了一个调查，分为强烈支持、支持、无所谓、反对、强烈反对五个级别，分别以12345代替，只许选数字，不许评论。结果173人表达了意见，选1和5的最多，各为21.97%和34.68%。
我不认为这种网络调查可以科学地集纳民意，但至少说明，“我不支持”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态度，而且并非凤毛麟角。
我们不是很渴望获得世界的了解和认同么，那么，让外界知道中国并不只有一种声音，对树立中国形象绝对是一个加分因素而非相反。
今天，我未经牛博网管理人员允许，擅自开了这个博客，叫做“北京奥运，我不支持”。
不支持，一种态度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北京奥运会不可能因为哪个人的不支持而停办。
开这个博客，当然不是仅仅举起一块标语，我希望它包含一些思考和建设性。
如果说“我不支持”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暧昧态度，那么我也愿意明确地反对一些东西：
反对奥运会的过度政治化；
反对锦标主义；
反对个人利益为之做出牺牲；
反对对反对声音的限制。
阅读全文...
http://www.bullog.cn/blogs/beijing2008/archives/88325.aspx
瓜尔加 @ 2007-8-8 11:57:23 阅读(6330)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2001年9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我正和一帮荤男素女驾车赶夜路，心中向往着南戴河的海滩和螃蟹。经过一个大的集镇的时候，突然有几只微型礼花升空，四下里还有劈劈啪啪的声音。在革命电影里，此种场景通常意味着遭遇信号弹并伴随一场伏击。处于惊讶中的我们，纷纷接到北京朋友的电话，大意是申奥成功啦，北京high啦，时隔12年又出现街头狂欢的盛况啦。
我们没有折返回北京加入沸腾的人群，对于我们来说，海滩和螃蟹比群情激越更像真实的生活。如果说申奥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就是那天晚宴大家多碰了几次杯。
那段时间，北京奥申委曾委托世界上知名的盖洛普（中国）咨询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显示北京民众的奥运支持率为94·9％，为有史以来最高（先别怀疑这个比例，国际奥委会委托欧洲一家公司搞的独立调查，北京的数据高达96％）。我看不清形势，态度暧昧，不知道是否也被算进那94.9%里面了。不过我得承认，看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难得地拥有一个如此酣畅的夜晚，我的情绪也受到感染，虚荣心略有满足。那时候，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不赞成北京奥运的言论，我也抱有一点忧虑，但不很强烈。
此后的差不多六年里，一些事情逐渐让我不安起来，这个今天就不一一赘言了。我只想说，在诸多不安中最强烈的一点，就是很难再听到对北京奥运的公开的质疑与反对意见。原来的那个5.1%是归零了，还是增减了？是被要求收声了，还是被忽略不计了？
从一些便于掌握宣传口径的媒体人那里了解到，那些不利于北京奥运会光辉形象的东西，一律要过滤掉。甚至与光辉形象有关的，比如那些恢弘的体育场馆，也被禁止予以关注。
我真的不知道有关方面到底怕什么，又何以怕到这个程度？连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一贯表示愿意接受群众监督，北京奥运怎么就拥有了无上的特权？
现代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构成复杂的异质社会，一个包容各种价值观的多元社会。常识告诉我们，钱多总比钱少好，“多元”也肯定好过“一元”。多元没什么好担忧的，大家都秉持宽容之道，自然各得其所。也只有这样的生存环境，才更接近真正的和谐社会。
今天是八月八日，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人民日报》的当日文章指出，“这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圆民族梦想，共践世界承诺的６年。”
对于这类宏大叙事，我是比较惧怕的，如果是我，愿意这么描述北京奥运：一些民工修了一些体育场馆和路桥，一些人来比赛，一些人来围观，一些人赚了钱。
总觉得这才接近事实和本质。
而全民参与，举国欢腾，不是理性国家应有的作为。一个社会，假如到了万众一心的地步，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同仇敌忾了？
在过去的六年里，我没再看到关于北京奥运支持率的权威统计。只是在一家BBS上，看到有人谨慎地做了一个调查，分为强烈支持、支持、无所谓、反对、强烈反对五个级别，分别以12345代替，只许选数字，不许评论。结果173人表达了意见，选1和5的最多，各为21.97%和34.68%。
我不认为这种网络调查可以科学地集纳民意，但至少说明，“我不支持”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态度，而且并非凤毛麟角。
我们不是很渴望获得世界的了解和认同么，那么，让外界知道中国并不只有一种声音，对树立中国形象绝对是一个加分因素而非相反。
今天，我未经牛博网管理人员允许，擅自开了这个博客，叫做“北京奥运，我不支持”。
不支持，一种态度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北京奥运会不可能因为哪个人的不支持而停办。
开这个博客，当然不是仅仅举起一块标语，我希望它包含一些思考和建设性。
如果说“我不支持”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暧昧态度，那么我也愿意明确地反对一些东西：
反对奥运会的过度政治化；
反对锦标主义；
反对个人利益为之做出牺牲；
反对对反对声音的限制。
阅读全文...
2007年7月30日星期一
转贴:无题
胡适先生说出过一个真理，“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人人自由，才是国家自由，而人人要想获得自由，就需要从国家主义中获得解放，需要从统治者那里解放，从救世主那里解放，从英雄圣人那里解放，从“为人民服务”的喊叫声中解放。人人独立，人人自由，人人能够支配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个体与个性都得到尊重，人人能够自由的发展，这才是中华崛起之道，才是国家发展之道。可惜的是，在奴性和谎言左右夹击中，这一个真理就是在今天，还是逃脱不了沦为浪花余沫的命运。
道德的基础是智慧，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中国社会不是“道德滑坡”，而是从来就没有过道德。中国人非常喜欢沉浸于种虚伪的道德气氛里，几千年来都不厌倦。任何带有阶级偏见的道德都是伪道德，都是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真正的道德应当是超越性而不是阶级性，应当服从于真理而不是某个群体的利益。最主要的，我们应该明白，道德属于文明，只是文明的一种形式，不是文明的全部更不是文明的核心。最最重要的，道德是文明的结果而不是文明的前提，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颠倒了这个因果，传统观念和儒家文化把道德价值放在第一，其实永远达不到道德的彼岸。中国没有诚信，中国没有道德，原来如此！
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没有政治权利就意味着没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因此他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也就处在一种奴役状态，成为权力的囚犯。山西黑奴事件中，那些伤心的父母，那些善良的人们，为什么要长久的四处哀求，为什么要乞求相关当局去解救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亲人？ 原因就是所谓的主人变成了奴隶，而所谓的公仆则成为了主人。让我们悲哀的是，迄今为止，这个悲剧所展示的方式依然印证着这种逻辑：高层领导批示，地方当局动员，一场指向公共权力的问责风暴在权力之手的腾挪之下变成了送温情的烂俗表演。 表演可以继续，欺骗可以继续。但是正如林肯讲的，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看到的是，通过这么一个震撼人类良知的极端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奴役状态不能再继续！ 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专制制度的恣意和温情， 我们必须拿回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只有一个获权公民，只有一个获权的公民社会，才能让我们获得保护自由的武器。
现代道德建构之难，主要就是源于以血亲原则为本根性基础的传统儒家伦理根本缺乏道德理性精神这一事实。 表面上看，儒家伦理倡导的“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仁者爱人”、“良知”等，似乎也含有普遍道德理性的因素；与现代理性精神主张的“把人当人看”相比，甚至在道德境界上还要略胜一筹。然而，问题依然在于：首先，这些普适性伦理命题并非建立在人的理性本质之上，而是建立在更富于情感意蕴的欲、仁、良知之上，因而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必然会受到作为至上性本根基础的特异性血亲原则的限定，打上难以逾越的等级化烙印。例如，在“爱莫大于爱亲”这一血亲原则的决定下，所谓“仁者爱人”当然就会扭曲为“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造成爱父＞爱兄＞爱友＞爱人的“爱有差等”
五四时期一些在理论上对儒家宗法观念展开激烈批判的思想家（如胡适、吴虞、鲁迅等），在现实生活中却依然遵循父母之命、奉行父慈子孝的传统规范，难以摆脱血亲伦理的深层影响，以致于美国学者约瑟夫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情感上执着传统、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矛盾之中。与此相应，虽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却更具有历史严重性的，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那种现象：对于儒家血亲伦理诱发的种种社会弊端，人们尽管在自觉意识层面上认为“理无可恕”，但在潜意识心态层面上却又觉得似乎“情有可原”。“道德理性”与“天理人情”在人们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的这些张力对抗，正是现代理性精神面对儒家血亲伦理这一难以继承、却又顽强既成的道德传统所处的两难境地的深刻映射。
血亲原则-----等级化
上帝信仰-----平等化
真是南辕北辙。
中、西文明进程的比较
血亲原则-----等级化-----权力至上-----社会主义社会
上帝信仰-----平等化-----金钱至上-----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社会主义社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 资本主义崇尚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人本主义，人们不隐瞒、不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和利益要求，积极投入经济活动，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由此来看，“金钱至上”它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一种现象和一个特征。 而社会主义崇尚道德、公平和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社会主义为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在经济上的措施就是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这一切看上去如同行云流水，自然而然，亦令人向往。 但是，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公有”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社会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被“公有”后，形成了庞大的“公共财富”，这就必然要有一部分人代为经营和管理，这部分人就是所谓的“国家”。“国家”在掌握了巨额财富和社会经济命脉后，同时也垄断了对文化、教育、新闻、军事、生产的占有和控制。因此，“公有”的后果显示了权力的重要性，也造就了权力的无穷魔力，人们纷纷想挤进“公有”的巨大财富圈，以求分得一杯羹并期望掌握他人的命运。由此来看，“权力至上”则完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谁优谁劣呢。
“金钱”，它象征了物质、经济、财富、生产等类似的概念，“金钱至上”它表现了人们不自觉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念，这完全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而“权力”呢，它则包含了阴谋、斗争、欺骗、控制、压迫和奴役等内容，今天的“权力至上”，它完全继承了封建社会以来的官本位思想，背逆了历史潮流，阻碍了经济发展，侵害了人民利益。 我们再接着看看“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给两种社会带来了怎样的结果。 事实是，崇尚金钱的国家，经济欣欣向荣，法治公平完善，文化艺术发达，科学技术先进，人民安居乐业，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具有爱心，热爱和平，以人为本，热衷公益，天真单纯。 而崇尚权力的国家，最初崇尚的是道德、公平和共同富裕，批判物质主义和腐朽价值观，然而造成的却是极权主义，腐败落后，内斗不止，权钱交易，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道德败坏，诚信缺失，沽名钓誉，争名夺利。 对，这就是“金钱至上”与“权力至上”的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自由与道德的区别，人性与虚伪的区别，中国与西方的区别。
中、西文明的比较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一种弱势文明。我们的落后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乃至思维方式和所用的语言文字概莫能外。中、西文明的历史比较来看，当欧洲已进入近代时，中国还生活在中古时代。所以，在与西洋相遇和相比时，便特别显出了中国大大地落后于时代。最根本的是三条。第一是我们没有科学，没有近代科学的观念。第二是我们没有欧洲从18世纪起那样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三是我们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中、西文明发展趋势的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缺少了两样东西，即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民主精神还可以分为民主、自由和尊重人的权利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先进人士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实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理性”说到底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科学与民主都离不开“理性”的推动作用。呵呵，中国人只有改变基因，才可能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所有的麻烦，都是拒绝学习西方或学习不当造成的。的确，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西方观念不用说，就连现代爱情观都是五四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咱们过去只有“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几曾把女性当人尊重过
少跟我谈爱国-----中国和中国人无关
中国和中国人无关——这是我依据现实得出的论题。弄明白它，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国家，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简言之，国家就是在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在私心、野心和利益的驱动下，由强者圈地圈人形成的。因此，从国家的诞生来看，国家本身并无正义性与合法性可言。 马克思主义罪莫大焉，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它对国家本质的论断基本正确。国家的本质就是统治者压迫人们的工具、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国家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直到近代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确立，国家的本质才有所改变，成为全民的国家）。 在国家后来的发展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其实，生活在同一空间，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共同利益，比如环境问题，它就涉及了所有人的利益；还比如“外敌”问题，但这个“外敌”需要再认识（人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外敌，而是最“常规”的外敌，即他们的统治者。其实，国家本身就是外敌，是外敌——强者打破了势力均衡，侵占了你的利益，成为了你的主人，成为了你的“国家”）。 统治者为了麻痹社会民众，强化共同利益，不断人们向灌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鸦片，以掩盖二者的利益矛盾，但是，这掩盖为了国家最原始的最初的本质，是统治者的工具，国家是统治者的国家。 现在，我把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国家就是人，但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当权者。因此，国家并不神秘并不庄严也无谓高尚，组织也并不神秘，集体也并不神秘，本质都是一帮鸟人组成的，是一帮小人、一帮骗子、一帮野心家的集合，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的本来意义，而其他人，只是国家（当权者）的附属物，是被绑架者，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因此，中国和中国人无关。它只是D的国家、领导的国家、公务员的国家，它不是一般人的国家，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国家。你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人以及被你自己愚蠢的大脑称作中国人，但是，你只是一个看客，一个被统治者。如果你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就需要去掉前面的中国二字，这是头上的枷锁，而不是你的利益。“中国”人，你要明白，监狱是你的，中国和你无关。
阅读全文...
道德的基础是智慧，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中国社会不是“道德滑坡”，而是从来就没有过道德。中国人非常喜欢沉浸于种虚伪的道德气氛里，几千年来都不厌倦。任何带有阶级偏见的道德都是伪道德，都是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真正的道德应当是超越性而不是阶级性，应当服从于真理而不是某个群体的利益。最主要的，我们应该明白，道德属于文明，只是文明的一种形式，不是文明的全部更不是文明的核心。最最重要的，道德是文明的结果而不是文明的前提，而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颠倒了这个因果，传统观念和儒家文化把道德价值放在第一，其实永远达不到道德的彼岸。中国没有诚信，中国没有道德，原来如此！
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没有政治权利就意味着没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因此他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也就处在一种奴役状态，成为权力的囚犯。山西黑奴事件中，那些伤心的父母，那些善良的人们，为什么要长久的四处哀求，为什么要乞求相关当局去解救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亲人？ 原因就是所谓的主人变成了奴隶，而所谓的公仆则成为了主人。让我们悲哀的是，迄今为止，这个悲剧所展示的方式依然印证着这种逻辑：高层领导批示，地方当局动员，一场指向公共权力的问责风暴在权力之手的腾挪之下变成了送温情的烂俗表演。 表演可以继续，欺骗可以继续。但是正如林肯讲的，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看到的是，通过这么一个震撼人类良知的极端事件，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奴役状态不能再继续！ 我们再也忍受不了专制制度的恣意和温情， 我们必须拿回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政治参与等等，一个都不能少。只有一个获权公民，只有一个获权的公民社会，才能让我们获得保护自由的武器。
现代道德建构之难，主要就是源于以血亲原则为本根性基础的传统儒家伦理根本缺乏道德理性精神这一事实。 表面上看，儒家伦理倡导的“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仁者爱人”、“良知”等，似乎也含有普遍道德理性的因素；与现代理性精神主张的“把人当人看”相比，甚至在道德境界上还要略胜一筹。然而，问题依然在于：首先，这些普适性伦理命题并非建立在人的理性本质之上，而是建立在更富于情感意蕴的欲、仁、良知之上，因而在儒家伦理体系中必然会受到作为至上性本根基础的特异性血亲原则的限定，打上难以逾越的等级化烙印。例如，在“爱莫大于爱亲”这一血亲原则的决定下，所谓“仁者爱人”当然就会扭曲为“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造成爱父＞爱兄＞爱友＞爱人的“爱有差等”
五四时期一些在理论上对儒家宗法观念展开激烈批判的思想家（如胡适、吴虞、鲁迅等），在现实生活中却依然遵循父母之命、奉行父慈子孝的传统规范，难以摆脱血亲伦理的深层影响，以致于美国学者约瑟夫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情感上执着传统、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矛盾之中。与此相应，虽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却更具有历史严重性的，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那种现象：对于儒家血亲伦理诱发的种种社会弊端，人们尽管在自觉意识层面上认为“理无可恕”，但在潜意识心态层面上却又觉得似乎“情有可原”。“道德理性”与“天理人情”在人们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的这些张力对抗，正是现代理性精神面对儒家血亲伦理这一难以继承、却又顽强既成的道德传统所处的两难境地的深刻映射。
血亲原则-----等级化
上帝信仰-----平等化
真是南辕北辙。
中、西文明进程的比较
血亲原则-----等级化-----权力至上-----社会主义社会
上帝信仰-----平等化-----金钱至上-----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社会主义社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 资本主义崇尚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人本主义，人们不隐瞒、不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和利益要求，积极投入经济活动，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由此来看，“金钱至上”它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一种现象和一个特征。 而社会主义崇尚道德、公平和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决反对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社会主义为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目标，在经济上的措施就是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生产。这一切看上去如同行云流水，自然而然，亦令人向往。 但是，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公有”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社会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被“公有”后，形成了庞大的“公共财富”，这就必然要有一部分人代为经营和管理，这部分人就是所谓的“国家”。“国家”在掌握了巨额财富和社会经济命脉后，同时也垄断了对文化、教育、新闻、军事、生产的占有和控制。因此，“公有”的后果显示了权力的重要性，也造就了权力的无穷魔力，人们纷纷想挤进“公有”的巨大财富圈，以求分得一杯羹并期望掌握他人的命运。由此来看，“权力至上”则完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谁优谁劣呢。
“金钱”，它象征了物质、经济、财富、生产等类似的概念，“金钱至上”它表现了人们不自觉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念，这完全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而“权力”呢，它则包含了阴谋、斗争、欺骗、控制、压迫和奴役等内容，今天的“权力至上”，它完全继承了封建社会以来的官本位思想，背逆了历史潮流，阻碍了经济发展，侵害了人民利益。 我们再接着看看“金钱至上”和“权力至上”给两种社会带来了怎样的结果。 事实是，崇尚金钱的国家，经济欣欣向荣，法治公平完善，文化艺术发达，科学技术先进，人民安居乐业，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具有爱心，热爱和平，以人为本，热衷公益，天真单纯。 而崇尚权力的国家，最初崇尚的是道德、公平和共同富裕，批判物质主义和腐朽价值观，然而造成的却是极权主义，腐败落后，内斗不止，权钱交易，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道德败坏，诚信缺失，沽名钓誉，争名夺利。 对，这就是“金钱至上”与“权力至上”的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自由与道德的区别，人性与虚伪的区别，中国与西方的区别。
中、西文明的比较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一种弱势文明。我们的落后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乃至思维方式和所用的语言文字概莫能外。中、西文明的历史比较来看，当欧洲已进入近代时，中国还生活在中古时代。所以，在与西洋相遇和相比时，便特别显出了中国大大地落后于时代。最根本的是三条。第一是我们没有科学，没有近代科学的观念。第二是我们没有欧洲从18世纪起那样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三是我们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中、西文明发展趋势的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缺少了两样东西，即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民主精神还可以分为民主、自由和尊重人的权利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先进人士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实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理性”说到底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科学与民主都离不开“理性”的推动作用。呵呵，中国人只有改变基因，才可能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迄今为止，中国近代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所有的麻烦，都是拒绝学习西方或学习不当造成的。的确，民主、法治、自由、人权这些西方观念不用说，就连现代爱情观都是五四以后从西方引进来的，咱们过去只有“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几曾把女性当人尊重过
少跟我谈爱国-----中国和中国人无关
中国和中国人无关——这是我依据现实得出的论题。弄明白它，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国家，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简言之，国家就是在弱肉强食的背景下，在私心、野心和利益的驱动下，由强者圈地圈人形成的。因此，从国家的诞生来看，国家本身并无正义性与合法性可言。 马克思主义罪莫大焉，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它对国家本质的论断基本正确。国家的本质就是统治者压迫人们的工具、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国家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直到近代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确立，国家的本质才有所改变，成为全民的国家）。 在国家后来的发展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其实，生活在同一空间，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共同利益，比如环境问题，它就涉及了所有人的利益；还比如“外敌”问题，但这个“外敌”需要再认识（人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外敌，而是最“常规”的外敌，即他们的统治者。其实，国家本身就是外敌，是外敌——强者打破了势力均衡，侵占了你的利益，成为了你的主人，成为了你的“国家”）。 统治者为了麻痹社会民众，强化共同利益，不断人们向灌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鸦片，以掩盖二者的利益矛盾，但是，这掩盖为了国家最原始的最初的本质，是统治者的工具，国家是统治者的国家。 现在，我把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国家就是人，但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当权者。因此，国家并不神秘并不庄严也无谓高尚，组织也并不神秘，集体也并不神秘，本质都是一帮鸟人组成的，是一帮小人、一帮骗子、一帮野心家的集合，这些人就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的本来意义，而其他人，只是国家（当权者）的附属物，是被绑架者，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因此，中国和中国人无关。它只是D的国家、领导的国家、公务员的国家，它不是一般人的国家，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国家。你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人以及被你自己愚蠢的大脑称作中国人，但是，你只是一个看客，一个被统治者。如果你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就需要去掉前面的中国二字，这是头上的枷锁，而不是你的利益。“中国”人，你要明白，监狱是你的，中国和你无关。
阅读全文...
2007年7月11日星期三
特权车
京报网 侯 江
邯郸市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而这个阶层是市领导亲手树立出来的。前不久，邯郸市委、市政府给全市50强企业发了50个小轿车特别车牌，并颁发了特别通行证。这些小牌号车可以免查进入市委、市政府及市内党政机关，便捷办事。除此之外，挂这些车牌的小汽车还享有多项免费特权和违规豁免特权。这些特权包括:除高速公路外，其它各类收费站免收通行费；各停车场(点)免收停车费；非严重违章行驶，不罚款，不扣车，不扣执照；不经批准，不得封车、吊销专用车牌照；免费审验车，随到随审。
邯郸市委、市政府的做法，让人无法不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在这个城市，法律只是用来约束普通老百姓的。为官的可以公开置法律制度于不顾，铺就一条特权之路，邀那些能为领导们提供政绩、提供税金、提供各种见得光或见不得光的利益的商人们结伴前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两情相悦，肆无忌惮。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邯郸市的领导们出此奇招，真是有胆量、有魄力，把权钱交易拿到大庭广众面前、朗朗乾坤之下，把官商勾结的潜规则给公开化、透明化了！那些随意进出市府大院的特权车，是不是会有人把黑钱灰钱直接送了进去？把糖衣炮弹送了进去？如果特权车被某些匪徒劫持了，会不会畅通无阻地把真正的炮弹和炸药送进去？
邯郸特权车事件本质上就是行政干预司法，行政行为直接导致社会不公，是典型的违法行政。如果这样的市委、市政府，这样的新特权阶层脑子再昏热些许，是不是会继特权车牌之后，再公然发出免死牌呢？ 央视新闻调查网上征集“各地豪华楼堂馆所图片”，不少政府办公楼被曝光，央视也曾受到一些被曝光政府压力。笔者在此建议央视，一不做，二不休，再征集一回“各地特权车图片”，一定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阅读全文...
邯郸市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而这个阶层是市领导亲手树立出来的。前不久，邯郸市委、市政府给全市50强企业发了50个小轿车特别车牌，并颁发了特别通行证。这些小牌号车可以免查进入市委、市政府及市内党政机关，便捷办事。除此之外，挂这些车牌的小汽车还享有多项免费特权和违规豁免特权。这些特权包括:除高速公路外，其它各类收费站免收通行费；各停车场(点)免收停车费；非严重违章行驶，不罚款，不扣车，不扣执照；不经批准，不得封车、吊销专用车牌照；免费审验车，随到随审。
邯郸市委、市政府的做法，让人无法不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在这个城市，法律只是用来约束普通老百姓的。为官的可以公开置法律制度于不顾，铺就一条特权之路，邀那些能为领导们提供政绩、提供税金、提供各种见得光或见不得光的利益的商人们结伴前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两情相悦，肆无忌惮。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邯郸市的领导们出此奇招，真是有胆量、有魄力，把权钱交易拿到大庭广众面前、朗朗乾坤之下，把官商勾结的潜规则给公开化、透明化了！那些随意进出市府大院的特权车，是不是会有人把黑钱灰钱直接送了进去？把糖衣炮弹送了进去？如果特权车被某些匪徒劫持了，会不会畅通无阻地把真正的炮弹和炸药送进去？
邯郸特权车事件本质上就是行政干预司法，行政行为直接导致社会不公，是典型的违法行政。如果这样的市委、市政府，这样的新特权阶层脑子再昏热些许，是不是会继特权车牌之后，再公然发出免死牌呢？ 央视新闻调查网上征集“各地豪华楼堂馆所图片”，不少政府办公楼被曝光，央视也曾受到一些被曝光政府压力。笔者在此建议央视，一不做，二不休，再征集一回“各地特权车图片”，一定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阅读全文...
2007年6月22日星期五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专栏
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一些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七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学生就显得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个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随便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美国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争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给可以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07年3月16号，“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回收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上千只，但是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而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一百个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回收”。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调查检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号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迫于压力，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回收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它只是每年无数公司产品“回收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回收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发发出的“回收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比如一种玩具手机，回收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十多个食品的回收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回收令中说：由于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回收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于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的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中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主义是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朝鲜，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回收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听说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是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阅读全文...
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一些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七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学生就显得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个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随便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美国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争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 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给可以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07年3月16号，“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回收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上千只，但是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而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一百个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回收”。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调查检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号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迫于压力，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回收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它只是每年无数公司产品“回收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回收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发发出的“回收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比如一种玩具手机，回收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十多个食品的回收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回收令中说：由于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回收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对于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的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中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主义是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朝鲜，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回收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听说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是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阅读全文...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
十年砍柴 @ 2007-6-22 17:57:03
http://icean.cn/blogs/kanchai/archives/73682.aspx
山西“奴工”事件至今虽未收场，而网络上的热度----也可看作为民间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了，但可能其在庙堂或曰在当局者内部反而升温。其统一宣传口径、降低舆论热度的努力，其实更能证明，在体制内部，当局者已经很重视这一问题。
最高当局已公开承认这一事件中，有“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一反前期轻描淡写的“非法用工”之定性，山西巡抚叩阙请罪。这一切说明，对民间特别是网络上表现的民愤特别是国际舆论，高层人士已判断为不可等闲视之。那么对待汹汹民意，一般说来是“两手抓”：安抚和控制并举，奴工事件也不会有意外，因为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其对付公共危机的思路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所能变的无非在技巧层面。
为什么对局对此事的态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难道是因为他们刚刚明白事情真相？非也，在信息交流发达的今天，尽管行政体系仍然还残留着明清帝国时代的惰性，但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帝国时代的“欺君行为”难度越来越大。连篇累牍的报纸、电视、网络对此事件的报道，高层人士不可能充耳不闻，而且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渠道，比如秘不示人的内参，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华夏域内哪起重大事件能瞒过最高当局？相对于从公共媒体了解事态的民众来说，高层人士只可能知道得更多，更详细，而不可能更少、更简约。
可为什么在事件爆出的初期，最高当局没有明确表态呢？这是传统的体制使然，他们有一个观察、判断的过程。对于奴工被限制人身自由、童工被绑架贩卖这些和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恶性事件，高层人士得知后，作为单个的人，我想他们也是震怒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权机器上的重要部件，他们要公开表态，显然会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整台机器，他们的考虑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出发。
当今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和谐，加强执政能力。千根针、万条线都是围绕这一要务。因此，这类恶性事件被他们知道后，他们的态度不是事件本身有多恶劣，矿难是死10人还是100人？一件刑事案的审理是否公正，贩卖的是成人奴工还是未成年人？如果这些公众都不知晓，或者知晓后没什么反应，高层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其对所谓的政治稳定没有太大影响，所有的灾难只是以数字和术语的形式，在奏折上出现。他们的态度取决于，这些事件一旦被公众了解并迅速传播，成为公共事件后，对政权的影响有多大。
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功利主义，他们对于具体事件的反应必定不会死板地遵循某种理念：比如人权至上、公正至上等等，而是处决于对自身的利益判断。因此，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出来后，普通民众更关注事件的残酷，而高层关注的是国内外舆论对事件之关注，而非事件本身。因此这样的判断不会一开始就很准确，多数会依赖于经验，比如以前类似事情发生后的处理方式，派个级别并不很高的官员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一下，安抚一下受害者，找两个作恶者，大的方面给予肯定，小的方面予以批评，把坏事变成好事，把丧事当喜事办，如此安抚民意，继续维护政权的形象与公信力。我想，在山西奴工事件发生后，一开始也循这样的思路，两个副部级官员到了山西，其言行我们何等地熟悉。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追求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为什么会官官相护？因为官员集团抑或是整个政权体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上面的官员也痛恨下面官员的渎职、贪墨、阴奉阳违，但在这个高高的行政金字塔中，没有塔基哪有塔尖，上层需要下面的人为他守摊，因此默许或认可下层官吏的一些不法行为，但前提是不要危及上层。因此，如果能够以最轻巧的办法处理奴工事件，岂不皆大欢喜？
可今天已进入网络时代，再强大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信息传播，当愤怒的民意得到充分表先后，尤其是这一事件被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引发国际影响后，致力于大国崛起的最高层就不能无动于衷了。此时，在这一具体事件面前，最高层和省、市、县政府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越到基层，政府和里面的官员越和这一事件脱不了干系，他们当然会千万百计推卸责任，尽快最大限度地化解这一危机，保护好自己；越到上层对这一事件越超脱，他们可以利用法定的权力处理下面的官员，以安抚民意。可是如何处理，处理到哪一级别大有学问，这仍然需要上层观察和判断，如果牺牲一个乡长能搞定的事，决不能浪费一个县长，必须以最低的成本来应付民间舆论。因为一味地为民间舆论和所谓的公正秉公处理，可能会伤了兄弟们的心，让其他基层官员唇亡齿寒，谁还给你卖力？那么上层的行政效力更会衰减。可如果处理畸轻，至少要弄掉一个县长而拿一个村长凑数，不但起不到安抚民意挽回国际影响的作用，而且可能纵容鼓励基层政府继续欺上瞒下，把中央政府和老百姓都当冤大头，这也不符合最高当局的利益。
所以，我想最高层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处决于他们的判断：何种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治利益，因此必须找一种平衡。在广东太石村事件出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家都在讲政治》，就有类似的分析。富士康劳工事件被披露后，最后的处理方式也是循这种思路。我想厦门PX项目，以及山西奴工事件，最终还会这样。
什么劳工权益、未成年人保护、环境保护、司法公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层的政治利益，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旦成为公共事件，都会毫无例外以中国特色的政治方式解决，而不会司法的归司法，环保的归环保，舆论的归舆论。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会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吗？
阅读全文...
http://icean.cn/blogs/kanchai/archives/73682.aspx
山西“奴工”事件至今虽未收场，而网络上的热度----也可看作为民间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了，但可能其在庙堂或曰在当局者内部反而升温。其统一宣传口径、降低舆论热度的努力，其实更能证明，在体制内部，当局者已经很重视这一问题。
最高当局已公开承认这一事件中，有“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一反前期轻描淡写的“非法用工”之定性，山西巡抚叩阙请罪。这一切说明，对民间特别是网络上表现的民愤特别是国际舆论，高层人士已判断为不可等闲视之。那么对待汹汹民意，一般说来是“两手抓”：安抚和控制并举，奴工事件也不会有意外，因为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其对付公共危机的思路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所能变的无非在技巧层面。
为什么对局对此事的态度会出现较大的变化，难道是因为他们刚刚明白事情真相？非也，在信息交流发达的今天，尽管行政体系仍然还残留着明清帝国时代的惰性，但在一些具体事件上，帝国时代的“欺君行为”难度越来越大。连篇累牍的报纸、电视、网络对此事件的报道，高层人士不可能充耳不闻，而且他们还有着其他的渠道，比如秘不示人的内参，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华夏域内哪起重大事件能瞒过最高当局？相对于从公共媒体了解事态的民众来说，高层人士只可能知道得更多，更详细，而不可能更少、更简约。
可为什么在事件爆出的初期，最高当局没有明确表态呢？这是传统的体制使然，他们有一个观察、判断的过程。对于奴工被限制人身自由、童工被绑架贩卖这些和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恶性事件，高层人士得知后，作为单个的人，我想他们也是震怒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权机器上的重要部件，他们要公开表态，显然会超越个人的喜怒哀乐。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整台机器，他们的考虑首先是从政治层面出发。
当今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和谐，加强执政能力。千根针、万条线都是围绕这一要务。因此，这类恶性事件被他们知道后，他们的态度不是事件本身有多恶劣，矿难是死10人还是100人？一件刑事案的审理是否公正，贩卖的是成人奴工还是未成年人？如果这些公众都不知晓，或者知晓后没什么反应，高层的态度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其对所谓的政治稳定没有太大影响，所有的灾难只是以数字和术语的形式，在奏折上出现。他们的态度取决于，这些事件一旦被公众了解并迅速传播，成为公共事件后，对政权的影响有多大。
由于这种政治上的功利主义，他们对于具体事件的反应必定不会死板地遵循某种理念：比如人权至上、公正至上等等，而是处决于对自身的利益判断。因此，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出来后，普通民众更关注事件的残酷，而高层关注的是国内外舆论对事件之关注，而非事件本身。因此这样的判断不会一开始就很准确，多数会依赖于经验，比如以前类似事情发生后的处理方式，派个级别并不很高的官员带一个工作组去调查一下，安抚一下受害者，找两个作恶者，大的方面给予肯定，小的方面予以批评，把坏事变成好事，把丧事当喜事办，如此安抚民意，继续维护政权的形象与公信力。我想，在山西奴工事件发生后，一开始也循这样的思路，两个副部级官员到了山西，其言行我们何等地熟悉。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追求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为什么会官官相护？因为官员集团抑或是整个政权体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上面的官员也痛恨下面官员的渎职、贪墨、阴奉阳违，但在这个高高的行政金字塔中，没有塔基哪有塔尖，上层需要下面的人为他守摊，因此默许或认可下层官吏的一些不法行为，但前提是不要危及上层。因此，如果能够以最轻巧的办法处理奴工事件，岂不皆大欢喜？
可今天已进入网络时代，再强大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信息传播，当愤怒的民意得到充分表先后，尤其是这一事件被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引发国际影响后，致力于大国崛起的最高层就不能无动于衷了。此时，在这一具体事件面前，最高层和省、市、县政府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越到基层，政府和里面的官员越和这一事件脱不了干系，他们当然会千万百计推卸责任，尽快最大限度地化解这一危机，保护好自己；越到上层对这一事件越超脱，他们可以利用法定的权力处理下面的官员，以安抚民意。可是如何处理，处理到哪一级别大有学问，这仍然需要上层观察和判断，如果牺牲一个乡长能搞定的事，决不能浪费一个县长，必须以最低的成本来应付民间舆论。因为一味地为民间舆论和所谓的公正秉公处理，可能会伤了兄弟们的心，让其他基层官员唇亡齿寒，谁还给你卖力？那么上层的行政效力更会衰减。可如果处理畸轻，至少要弄掉一个县长而拿一个村长凑数，不但起不到安抚民意挽回国际影响的作用，而且可能纵容鼓励基层政府继续欺上瞒下，把中央政府和老百姓都当冤大头，这也不符合最高当局的利益。
所以，我想最高层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处决于他们的判断：何种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治利益，因此必须找一种平衡。在广东太石村事件出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家都在讲政治》，就有类似的分析。富士康劳工事件被披露后，最后的处理方式也是循这种思路。我想厦门PX项目，以及山西奴工事件，最终还会这样。
什么劳工权益、未成年人保护、环境保护、司法公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层的政治利益，因此，在今天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一旦成为公共事件，都会毫无例外以中国特色的政治方式解决，而不会司法的归司法，环保的归环保，舆论的归舆论。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政治，会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吗？
阅读全文...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
熊培云/思想国《南方都市报》专栏
拆迁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斗地主”。在民权觉醒的今天，当民众要求自己做主，“拆迁党”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几个月前发生在重庆的“钉子户引导人民”，着实让那些自以为掌管了推土机“拆按钮”的政商人士被动了。拆迁遇到了“钉子户”怎么办？痛定思拆，最近有高人在北京酒仙桥打出“化钉绵掌”——大家去投票吧，如果多数人同意拆，就一鼓作气，把那几个钉子给拔出来！
6月9日，涉及5473户居民的《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首次尝试“全民公投”。当晚11点40分，在公证员和观察员的见证下，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公布了最终投票结果，2451票同意，1228票反对，32票无效，共3711票。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酒仙桥危改项目肯定会继续推进，开发商将对投票结果进行评估，拿出下一步的实施意见。（《京华时报》6月10日）。
且不说最后投票结果如何及如何“评估”，事实上，这个“公投方案”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众的广泛质疑。面对如此“唯民意马首是瞻”的民主方略，为什么街头巷尾、网上网下竟然未见掌声如雷，反而骂声一片？答案或许就在接下来的问题里：作为各自财产的拥有者，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那份契约负责，既然我没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签名取走你银行里的存款，那么你又有什么权利通过选票上签字夺走我的应有之物？
显而易见，发生在酒仙桥的“零敲碎打的民主”从一开始就走样了。表面上看，拆迁最后决定权似乎从推土机高扬的铲斗下放到每一位居民手中，政府与开发商不再心急火燎地走到台前进行协调与谈判，而是将“钉子户”问题直接抛给了拆迁户。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在没有进行投票表决之前，每家每户有着同等的权利，他们团结一心、最大化自己的权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付诸“民主”表决，原有的利益共同体迅速被瓦解成两半。
有人说，“拆迁户公投”可以避免因为“钉子户”的出现而导致的对其他居民不公平。我想，稍有点产权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送温暖”的逻辑如何没有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底线”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它意味着所有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已经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护。在此意义上，有理由相信，罔顾公民宪法权利的所谓“一碗水端平”，不过是摆了个优雅的Pose，究其实质，端的却是个“漏碗”——照这样端下去，用不了多久，公平与正义之水恐怕都要流光了。
不难发现，当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让位于民主表决，实际上是将个体利益绑上群体利益的战车，是将一对一的“经济问题”付诸多对多的“政治解决”。在这个信手拈来、可有可无的伪民主程序面前，坐收“公共利益”红利者必然是坐山观虎斗的开发商与相关权力部门。这种虚置民意的冒牌民主因此变成了算计社会、瓦解社会甚至使社会族群对立的工具。
民主，和其他许多价值一样，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政治文明后发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少进口民主零部件，也试图组装，但是最后多半走了样，不是装错了零件，便是放错了地方。比如说价格听证会，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入中国后，十有八九最后都难逃“听必涨”的宿命。在很多地方，价格听证会不但没有真正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反而为相关部门的“为所欲为”提供堂而皇之的辩护——人民需要涨价，政府顺势而为。同样，当“超女民主”席卷长城内外，黑龙江省也出现了惊动全国的“报纸选票民主”，为选优秀人物，一份普普通通的报纸竟被炒到50元。当公民的评议权被附着在报纸上随意转让与买断，所谓“民主”不过是公意羊头下的狗肉。
近两年常听人们争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在我看来，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如果民主连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就不是民主的好坏问题，而是民主的真假问题。我们看到，当有关部门虚拟出一个莫须有的“公共利益”来让酒仙桥的拆迁户们“公投”，“私权充公”的程序其实已经启动。显然，这种假借公意试图通过投票来损害他人权益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意义的民主，更不是我们这代人或上几代人盼望的民主。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酒仙桥式民主”充其量属于“多数人的暴政”；按照我的理解，有人在酝酿一场“多数人参与的有道德的抢劫”。真正的糟糕在于，在这个“多数人”面前，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剥夺者。
阅读全文...
拆迁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斗地主”。在民权觉醒的今天，当民众要求自己做主，“拆迁党”的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几个月前发生在重庆的“钉子户引导人民”，着实让那些自以为掌管了推土机“拆按钮”的政商人士被动了。拆迁遇到了“钉子户”怎么办？痛定思拆，最近有高人在北京酒仙桥打出“化钉绵掌”——大家去投票吧，如果多数人同意拆，就一鼓作气，把那几个钉子给拔出来！
6月9日，涉及5473户居民的《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首次尝试“全民公投”。当晚11点40分，在公证员和观察员的见证下，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公布了最终投票结果，2451票同意，1228票反对，32票无效，共3711票。该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酒仙桥危改项目肯定会继续推进，开发商将对投票结果进行评估，拿出下一步的实施意见。（《京华时报》6月10日）。
且不说最后投票结果如何及如何“评估”，事实上，这个“公投方案”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众的广泛质疑。面对如此“唯民意马首是瞻”的民主方略，为什么街头巷尾、网上网下竟然未见掌声如雷，反而骂声一片？答案或许就在接下来的问题里：作为各自财产的拥有者，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那份契约负责，既然我没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签名取走你银行里的存款，那么你又有什么权利通过选票上签字夺走我的应有之物？
显而易见，发生在酒仙桥的“零敲碎打的民主”从一开始就走样了。表面上看，拆迁最后决定权似乎从推土机高扬的铲斗下放到每一位居民手中，政府与开发商不再心急火燎地走到台前进行协调与谈判，而是将“钉子户”问题直接抛给了拆迁户。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是，在没有进行投票表决之前，每家每户有着同等的权利，他们团结一心、最大化自己的权益，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付诸“民主”表决，原有的利益共同体迅速被瓦解成两半。
有人说，“拆迁户公投”可以避免因为“钉子户”的出现而导致的对其他居民不公平。我想，稍有点产权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送温暖”的逻辑如何没有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底线”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它意味着所有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已经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护。在此意义上，有理由相信，罔顾公民宪法权利的所谓“一碗水端平”，不过是摆了个优雅的Pose，究其实质，端的却是个“漏碗”——照这样端下去，用不了多久，公平与正义之水恐怕都要流光了。
不难发现，当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让位于民主表决，实际上是将个体利益绑上群体利益的战车，是将一对一的“经济问题”付诸多对多的“政治解决”。在这个信手拈来、可有可无的伪民主程序面前，坐收“公共利益”红利者必然是坐山观虎斗的开发商与相关权力部门。这种虚置民意的冒牌民主因此变成了算计社会、瓦解社会甚至使社会族群对立的工具。
民主，和其他许多价值一样，是全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作为一个政治文明后发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少进口民主零部件，也试图组装，但是最后多半走了样，不是装错了零件，便是放错了地方。比如说价格听证会，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入中国后，十有八九最后都难逃“听必涨”的宿命。在很多地方，价格听证会不但没有真正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反而为相关部门的“为所欲为”提供堂而皇之的辩护——人民需要涨价，政府顺势而为。同样，当“超女民主”席卷长城内外，黑龙江省也出现了惊动全国的“报纸选票民主”，为选优秀人物，一份普普通通的报纸竟被炒到50元。当公民的评议权被附着在报纸上随意转让与买断，所谓“民主”不过是公意羊头下的狗肉。
近两年常听人们争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在我看来，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如果民主连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就不是民主的好坏问题，而是民主的真假问题。我们看到，当有关部门虚拟出一个莫须有的“公共利益”来让酒仙桥的拆迁户们“公投”，“私权充公”的程序其实已经启动。显然，这种假借公意试图通过投票来损害他人权益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意义的民主，更不是我们这代人或上几代人盼望的民主。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酒仙桥式民主”充其量属于“多数人的暴政”；按照我的理解，有人在酝酿一场“多数人参与的有道德的抢劫”。真正的糟糕在于，在这个“多数人”面前，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剥夺者。
阅读全文...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广州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遭质疑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3日11:41 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傅旭明
电动车行业调查之一-本报记者 傅旭明
广州市2006年年底开始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引起媒体高度关注。
然而，广州乃至全国范围掀起的电动车“禁与放”的大讨论波澜未平，江苏省常州市政府又挑战公众的敏感神经，决定从2007年6月1日起，不再给新的电动自行车上牌并逐渐停止电动车上路。
据媒体报道，和前些年珠海等地“禁电”一样，广州和常州的“禁电”都引来了广大民众一片反对声。那么，这样的地方政令是怎么样出台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地方政府排除“阻碍”力推禁令？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交警利益驱动？
记者在广州采访期间，一些市民认为，广州市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上牌的始作俑者就是广州市交警。一些市民认为广州交警明知道电动自行车是“老百姓挣钱吃饭”的工具，即使禁了还要用，所以禁了可以多罚款。而一些出租汽车司机则认为，交警先是禁止摩托车后又禁止电动自行车，实际上是为了更多的人去开汽车，汽车多，汽车罚款就越多。
5月21日，记者和广州市委宣传部取得联系，有关负责人表示电动车问题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并推荐记者采访广州市公安局。记者和广州市公安局政治处新闻科取得联系，希望了解广州市禁电半年来执行情况，以及禁电后交通管理和社会治安治理的效应。张伊涛科长在确认记者身份和采访话题后，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她表示，“禁电”是广州市政府的决定，涉及很多部门，广州市公安局只是执行部门。至于市民对交警的质疑，她表示否认，她说广州市早就已经不给交警下派执行罚款指标了。
记者调查还发现，在广州，对于行驶在路上的电动自行车的处罚没有统一的标准，交警执法时随意性很强。一位名叫李钊涛的电动自行车主向记者出示了从化交警大队街口中队给他同时开出的五张罚单，总罚款2500元。李钊涛说，他干脆让交警把车拉走，他还告诉记者，他的同伴也骑着同样的车，在下一个路口只被罚了50元后，被交警放行。
经过多方努力，6月3日，广州市天河区交警支队张军(化名)警官表示愿意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和同事们在执勤时对电动自行车处理方式大多是罚款的方式，一般是看事主的电动自行车是不是超标车，如果是超标车就要扣车，如果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就罚款，一般50元。要是他还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就要再多开一张罚单，再加50元。记者问，你是怎样判定他的车是否超标，他回答说，主要靠目测。他说，有时也不看是不是超标车，都扣下拉回去专门部门检测。对于“禁电”是交警利益驱动的说法，他“大呼冤枉”，他说，广州市交警和前些年不一样，前些年的确有罚款指标，而且在“禁电”前，交警部门中当时就有反对意见，毕竟这是老百姓出行的工具，很方便。他表示，很多警员家人都在使用电动自行车，自己在下班后也骑电动自行车。他还说，社会上老百姓把“禁电”归罪于交警部门并不奇怪，因为各方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体现到了出面执法者的身上。他还透露，目前正是“禁电”巩固阶段，上级领导有指示，不能随意接受媒体采访，如需要做宣传报道也要统一部署。
“单是交警，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张警官意味深长地说。
汽车集团诱逼政府合谋？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电动自行车企业和行业协会以及广大消费者普遍认为，广州出台“禁电”令主要动力是汽车工业给广州市政府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被称作电动自行车代言人的浙江绿源电动车董事长倪捷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广州“禁电”实际上是政府和汽车集团的合谋的结果，先是“禁摩”然后“禁电”，目的就是为汽车产业腾出利益空间。
记者调查时还听到坊间盛传：在广州“禁电”前，某汽车集团以赠送200辆汽车给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市交警作为推动“禁电”的条件。
5月21日，记者向广州市委宣传部求证时，有关负责人指责这一说法是“空穴来风”。记者和张警官谈起此事时，张警官并未正面否认，但他说这和广州“禁电”没有因果关系。
一位广州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这在广州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帮记者找到了前两年的有关资料。
2003年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都报道了这样的消息：“20辆崭新的飞度警车整齐威武地排列在广州市政府广场，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赠送飞度警车的仪式隆重地在这里举行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宁等出席了赠送仪式。张广宁在赠送仪式上高度赞扬广州本田公司的义举，号召社会各阶层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广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朱穗生对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年9月2日《南方日报》又报道说，“15辆新‘飞度’警车在广州大学城首批大学生进城开课同一天交付大学城小谷围派出所和小谷围交警、巡警中队使用。”
汽车企业赠送汽车和“禁电”令是否有因果关系，广州市有关领导并不避讳。据《羊城晚报》1月25日广州“两会新观察”报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凌伟宪在今年广州两会参加人大分组讨论后与记者闲聊时说：“我个人不提倡用单车代步，这是社会倒退。”他认为，自行车应该作为一种体育锻炼工具，而不是代步工具，“从头走老路是不大现实的”。他说，在国外，人们经常都是把自行车放到汽车上，载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再下来骑自行车锻炼娱乐。
而在“禁电”前一年，“2005年中国广州汽车论坛”来自政府部门、各大汽车企业的领导和决策者刮起一场“头脑风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致词表示，广州作为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市政府首要是抓好法制环境，一直致力于推动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汽车产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要实现汽车企业乃至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首要是抓好法制环境，他还表示，广州要借2010年举办亚运会之机，在未来五年把广州建设成为更适宜创业居住，更适宜汽车产业发展的城市。
在此次会议上，丰田汽车公司社长稻叶良砚表示，2007年以后丰田在广州进入“事业的扩大”阶段，将把广州作为丰田在中国的核心节点。今年广州汽车工业冲刺产销80万辆。
据了解，统计显示，“十五”期间广州汽车工业连续出现高速增长，产值和利润年均增长幅度均超过50%。2005年广州轿车产量跃居全国第二，并将在未来两年以强劲的增长挑战上海的第一地位。
据悉，广州早就已经确立汽车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广东省也已经将汽车业列入全省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广州市发展汽车产业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2004年汽车产量比1998年增长了28倍，产值增长14倍。2005年在全国汽车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广州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849.48亿元，同比增长34.2%，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5.4%。2005年广州市每百户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由上年的4.0辆提高到6.3辆。
“广州市电动自行车在禁电前满打满算只有3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利润又低，怎么能去和800多亿元比？”广东省自行车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感慨道，“可是那么多的低收入老百姓需要电动自行车呀。”
阅读全文...
作者：傅旭明
电动车行业调查之一-本报记者 傅旭明
广州市2006年年底开始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引起媒体高度关注。
然而，广州乃至全国范围掀起的电动车“禁与放”的大讨论波澜未平，江苏省常州市政府又挑战公众的敏感神经，决定从2007年6月1日起，不再给新的电动自行车上牌并逐渐停止电动车上路。
据媒体报道，和前些年珠海等地“禁电”一样，广州和常州的“禁电”都引来了广大民众一片反对声。那么，这样的地方政令是怎么样出台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地方政府排除“阻碍”力推禁令？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交警利益驱动？
记者在广州采访期间，一些市民认为，广州市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上牌的始作俑者就是广州市交警。一些市民认为广州交警明知道电动自行车是“老百姓挣钱吃饭”的工具，即使禁了还要用，所以禁了可以多罚款。而一些出租汽车司机则认为，交警先是禁止摩托车后又禁止电动自行车，实际上是为了更多的人去开汽车，汽车多，汽车罚款就越多。
5月21日，记者和广州市委宣传部取得联系，有关负责人表示电动车问题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并推荐记者采访广州市公安局。记者和广州市公安局政治处新闻科取得联系，希望了解广州市禁电半年来执行情况，以及禁电后交通管理和社会治安治理的效应。张伊涛科长在确认记者身份和采访话题后，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她表示，“禁电”是广州市政府的决定，涉及很多部门，广州市公安局只是执行部门。至于市民对交警的质疑，她表示否认，她说广州市早就已经不给交警下派执行罚款指标了。
记者调查还发现，在广州，对于行驶在路上的电动自行车的处罚没有统一的标准，交警执法时随意性很强。一位名叫李钊涛的电动自行车主向记者出示了从化交警大队街口中队给他同时开出的五张罚单，总罚款2500元。李钊涛说，他干脆让交警把车拉走，他还告诉记者，他的同伴也骑着同样的车，在下一个路口只被罚了50元后，被交警放行。
经过多方努力，6月3日，广州市天河区交警支队张军(化名)警官表示愿意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和同事们在执勤时对电动自行车处理方式大多是罚款的方式，一般是看事主的电动自行车是不是超标车，如果是超标车就要扣车，如果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就罚款，一般50元。要是他还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就要再多开一张罚单，再加50元。记者问，你是怎样判定他的车是否超标，他回答说，主要靠目测。他说，有时也不看是不是超标车，都扣下拉回去专门部门检测。对于“禁电”是交警利益驱动的说法，他“大呼冤枉”，他说，广州市交警和前些年不一样，前些年的确有罚款指标，而且在“禁电”前，交警部门中当时就有反对意见，毕竟这是老百姓出行的工具，很方便。他表示，很多警员家人都在使用电动自行车，自己在下班后也骑电动自行车。他还说，社会上老百姓把“禁电”归罪于交警部门并不奇怪，因为各方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体现到了出面执法者的身上。他还透露，目前正是“禁电”巩固阶段，上级领导有指示，不能随意接受媒体采访，如需要做宣传报道也要统一部署。
“单是交警，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张警官意味深长地说。
汽车集团诱逼政府合谋？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电动自行车企业和行业协会以及广大消费者普遍认为，广州出台“禁电”令主要动力是汽车工业给广州市政府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被称作电动自行车代言人的浙江绿源电动车董事长倪捷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广州“禁电”实际上是政府和汽车集团的合谋的结果，先是“禁摩”然后“禁电”，目的就是为汽车产业腾出利益空间。
记者调查时还听到坊间盛传：在广州“禁电”前，某汽车集团以赠送200辆汽车给广州市政府和广州市交警作为推动“禁电”的条件。
5月21日，记者向广州市委宣传部求证时，有关负责人指责这一说法是“空穴来风”。记者和张警官谈起此事时，张警官并未正面否认，但他说这和广州“禁电”没有因果关系。
一位广州的媒体朋友告诉记者，这在广州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帮记者找到了前两年的有关资料。
2003年11月25日《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都报道了这样的消息：“20辆崭新的飞度警车整齐威武地排列在广州市政府广场，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赠送飞度警车的仪式隆重地在这里举行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广宁等出席了赠送仪式。张广宁在赠送仪式上高度赞扬广州本田公司的义举，号召社会各阶层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广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朱穗生对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4年9月2日《南方日报》又报道说，“15辆新‘飞度’警车在广州大学城首批大学生进城开课同一天交付大学城小谷围派出所和小谷围交警、巡警中队使用。”
汽车企业赠送汽车和“禁电”令是否有因果关系，广州市有关领导并不避讳。据《羊城晚报》1月25日广州“两会新观察”报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凌伟宪在今年广州两会参加人大分组讨论后与记者闲聊时说：“我个人不提倡用单车代步，这是社会倒退。”他认为，自行车应该作为一种体育锻炼工具，而不是代步工具，“从头走老路是不大现实的”。他说，在国外，人们经常都是把自行车放到汽车上，载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再下来骑自行车锻炼娱乐。
而在“禁电”前一年，“2005年中国广州汽车论坛”来自政府部门、各大汽车企业的领导和决策者刮起一场“头脑风暴”。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致词表示，广州作为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市政府首要是抓好法制环境，一直致力于推动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汽车产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要实现汽车企业乃至整个城市可持续发展，首要是抓好法制环境，他还表示，广州要借2010年举办亚运会之机，在未来五年把广州建设成为更适宜创业居住，更适宜汽车产业发展的城市。
在此次会议上，丰田汽车公司社长稻叶良砚表示，2007年以后丰田在广州进入“事业的扩大”阶段，将把广州作为丰田在中国的核心节点。今年广州汽车工业冲刺产销80万辆。
据了解，统计显示，“十五”期间广州汽车工业连续出现高速增长，产值和利润年均增长幅度均超过50%。2005年广州轿车产量跃居全国第二，并将在未来两年以强劲的增长挑战上海的第一地位。
据悉，广州早就已经确立汽车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广东省也已经将汽车业列入全省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广州市发展汽车产业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2004年汽车产量比1998年增长了28倍，产值增长14倍。2005年在全国汽车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广州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849.48亿元，同比增长34.2%，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5.4%。2005年广州市每百户居民家用汽车拥有量由上年的4.0辆提高到6.3辆。
“广州市电动自行车在禁电前满打满算只有30万辆，电动自行车的利润又低，怎么能去和800多亿元比？”广东省自行车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感慨道，“可是那么多的低收入老百姓需要电动自行车呀。”
阅读全文...
2007年5月19日星期六
山西稷山：县委书记被“诽谤”的背后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中国青年报5月17日报道 山西省稷山县3名科级干部将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相关材料整理成文后，邮寄给当地37个部门的负责人。当地公安机关查明写信人身份后，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将写信人公诉至法院。目前，“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一案已经审结，其中两名写信人杨秦玉和南回荣已被判刑。5月15日，稷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二案，被告人是薛志敬。
在庭审中，“诽谤罪应该由县委书记自诉还是应该由检察机关公诉”及“被告写匿名信是正当的举报还是诽谤”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一封匿名信
2006年3月的一个周末，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和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到稷山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家里聊天时，提到了该县一个土地被卖事件，政府本来向社会承诺，要在这块地上建“稷山标志性建筑”，却突然卖给个人搞房地产开发。他们认为政府朝令夕改，认为是县委书记李润山失信于民。他们越聊越激动，最后决定把近几年稷山县的众多问题整理归纳成文。
在县委工作的南回荣喜欢舞文弄墨，担任了执笔人，薛志敬和杨秦玉在旁边补充修改。在随后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3人收集证据，斟酌词句，几易其稿，完成了《众口责问李润山》一文。文中向县委书记李润山提出四问：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那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遭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文中每“问”之下，都有详尽的论证，文章最后署名是“稷山笨嘴笨舌人”。
文章写完后，他们决定让别人也“欣赏”一下自己的文章。出于安全考虑，南回荣到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的一个打字复印店将该材料打印，并复印了40份，交给杨秦玉，杨在家写好信封上的邮寄地址，又到侯马市去邮寄。
这篇文章分别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共计37份。
沦为阶下囚
文章寄出10天后，他们招来了警方的调查，南回荣和杨秦玉同时被拘留。薛志敬由于不在本县，随后被网上通缉，2006年9月3日在太原被捕,后被取保候审。2006年年底，薛志敬被免掉所任职务。
在羁押期间，纪检委办案组人员到看守所与他们谈话：“你们犯了严重错误，要深刻地写检讨，这是最后的机会。”检查从7月19日开始写了改，改了写，整整3天。检查“通过”后，县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董旭光亲自和他们谈话：县里决定召开全县干部警示教育大会，要求南和杨当场作深刻检讨。
2006年8月2日，南和杨戴着手铐被押进警车带至县委大楼一间会议室内，在全县所有科级以上干部及部分退休老干部近500人的面前作了检查。大会上，两人同时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公开警示会开过了，检讨作过了，党纪、政纪处分都宣布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过了不到一个星期，2006年8月8日，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对杨秦玉、南回荣提起公诉。8月21日，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杨秦玉和南回荣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对该判决结果，县委书记李润山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里有自己“宽宏大量”的因素。李书记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在工作上，他本人从来没有和写匿名信的3个人有过矛盾，关系还不错，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诽谤他。事情出来以后，有人向他建议，借此机会“严惩他们，好好整顿一下风气”，但他考虑到他们年龄大了，工作了这么多年，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情，于是向法院“打招呼”，提出轻判。如果要严格按照法律判决，他们至少要判十几年以上的刑，现在不但轻判了，还判了缓刑三年，保住了他们的工资正常发放。
该自诉还是公诉
5月15日，“薛志敬诽谤案”在稷山开庭。“诽谤县委书记”该不该由检察机关来提起公诉，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被告人的律师认为，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诽谤罪属于受害人自诉案件，只有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才能受理；被害人不起诉的，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受理，追究诽谤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法律规定该罪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第一种是“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而该案“被害人”从2006年4月至今一直活跃在稷山县的政治舞台上，并没有遭到强制、威吓以至“无法告诉”的情况。第二种是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主要是指诽谤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诽谤外交使节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诽谤国家领导人造成恶劣影响的等等。
检察人员称，之所以提起公诉，是“该材料寄出时，正值稷山县‘两会’召开前夕，其内容在稷山县各界广为传播，严重危害了稷山县的社会秩序，给被害人的人格和名誉带来了严重损害。”
辩护人辩称，事发之后稷山县的“两会”顺利召开，李润山继续担任县委书记，稷山县没有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也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稷山县经济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摘自2007年5月15日稷山电视台新闻）。可见被告的所谓诽谤没有影响稷山县的社会秩序。辩护人认为，该案不存在可以公诉的法律事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不当。
被告人的律师常毅、王建芳认为，该案是我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诽谤个人案，开了我国司法史上的“先河”，而这样的“先例”决不能开，否则，公权就可能变成个别人的私权。
是举报还是诽谤
三干部编写的《众口责问李润山》第三问称，李润山乒乓球打得很棒，一有时间，就到该县的红楼宾馆（该县唯一的三星级宾馆）去打乒乓球，服务小姐一个班。“红楼吃住、休闲、娱乐一条龙，李书记定居‘办公’706，总统套间日房费2980元，仅房费至今已达百万元之多。稷山‘皇帝’享受总统套间待遇，专职‘女秘书’殷勤侍陪，久而久之，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李书记外出考察，专职‘女秘书’暗中随从，秘密服务，恪尽职守……还有人用咂啦歌描绘李书记：美咂啦！耍咂啦！享咂啦！浪咂啦……”
正是这一问，使检察人员认为他们是“诽谤者”：被告人明知道李润山个人私生活问题纯属虚构，但还积极地予以整理、打印、散发，可见被告人主观上恶意性较大，有诽谤他人之意。
检方出具的证据显示，三人在羁押期间，均承认这些话是他们编的瞎话，只是想敲驳敲驳（提醒提醒）李书记。公诉人还出示了数十份证人证言，称李书记没有“女秘书”，是个实干的好官。
辩护人称，被告等人编写的“众口责问”一文内容基本真实，并非捏造。公诉机关不能要求一个举报人的举报内容全部准确，更不能要求举报材料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恰如其分。刑法明确规定如果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不以犯罪论处；被告人没有向社会公众散布材料，只是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问题。起诉书称他们邮寄材料的范围是运城市委、运城市政府、稷山县四大班子的领导及县里部分局级领导，没有一个是普通老百姓，邮寄的数量只有37份，这样的范围与数量说明这完全是正常的举报行为，不是公然向社会散布的行为；被告人的所谓诽谤没有给李润山个人的名誉造成影响，更谈不上情节严重。李书记2007年4月25日甚至被稷山县人大授予“人民公仆”荣誉称号。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正常的举报行为，举报内容基本真实，根本不构成诽谤罪。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宣布该案将择日宣判。
阅读全文...
中国青年报5月17日报道 山西省稷山县3名科级干部将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相关材料整理成文后，邮寄给当地37个部门的负责人。当地公安机关查明写信人身份后，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将写信人公诉至法院。目前，“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一案已经审结，其中两名写信人杨秦玉和南回荣已被判刑。5月15日，稷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二案，被告人是薛志敬。
在庭审中，“诽谤罪应该由县委书记自诉还是应该由检察机关公诉”及“被告写匿名信是正当的举报还是诽谤”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一封匿名信
2006年3月的一个周末，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和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到稷山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家里聊天时，提到了该县一个土地被卖事件，政府本来向社会承诺，要在这块地上建“稷山标志性建筑”，却突然卖给个人搞房地产开发。他们认为政府朝令夕改，认为是县委书记李润山失信于民。他们越聊越激动，最后决定把近几年稷山县的众多问题整理归纳成文。
在县委工作的南回荣喜欢舞文弄墨，担任了执笔人，薛志敬和杨秦玉在旁边补充修改。在随后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3人收集证据，斟酌词句，几易其稿，完成了《众口责问李润山》一文。文中向县委书记李润山提出四问：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那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遭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文中每“问”之下，都有详尽的论证，文章最后署名是“稷山笨嘴笨舌人”。
文章写完后，他们决定让别人也“欣赏”一下自己的文章。出于安全考虑，南回荣到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的一个打字复印店将该材料打印，并复印了40份，交给杨秦玉，杨在家写好信封上的邮寄地址，又到侯马市去邮寄。
这篇文章分别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共计37份。
沦为阶下囚
文章寄出10天后，他们招来了警方的调查，南回荣和杨秦玉同时被拘留。薛志敬由于不在本县，随后被网上通缉，2006年9月3日在太原被捕,后被取保候审。2006年年底，薛志敬被免掉所任职务。
在羁押期间，纪检委办案组人员到看守所与他们谈话：“你们犯了严重错误，要深刻地写检讨，这是最后的机会。”检查从7月19日开始写了改，改了写，整整3天。检查“通过”后，县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董旭光亲自和他们谈话：县里决定召开全县干部警示教育大会，要求南和杨当场作深刻检讨。
2006年8月2日，南和杨戴着手铐被押进警车带至县委大楼一间会议室内，在全县所有科级以上干部及部分退休老干部近500人的面前作了检查。大会上，两人同时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公开警示会开过了，检讨作过了，党纪、政纪处分都宣布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过了不到一个星期，2006年8月8日，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对杨秦玉、南回荣提起公诉。8月21日，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杨秦玉和南回荣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对该判决结果，县委书记李润山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里有自己“宽宏大量”的因素。李书记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在工作上，他本人从来没有和写匿名信的3个人有过矛盾，关系还不错，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诽谤他。事情出来以后，有人向他建议，借此机会“严惩他们，好好整顿一下风气”，但他考虑到他们年龄大了，工作了这么多年，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情，于是向法院“打招呼”，提出轻判。如果要严格按照法律判决，他们至少要判十几年以上的刑，现在不但轻判了，还判了缓刑三年，保住了他们的工资正常发放。
该自诉还是公诉
5月15日，“薛志敬诽谤案”在稷山开庭。“诽谤县委书记”该不该由检察机关来提起公诉，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被告人的律师认为，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诽谤罪属于受害人自诉案件，只有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才能受理；被害人不起诉的，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受理，追究诽谤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法律规定该罪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第一种是“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而该案“被害人”从2006年4月至今一直活跃在稷山县的政治舞台上，并没有遭到强制、威吓以至“无法告诉”的情况。第二种是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主要是指诽谤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诽谤外交使节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诽谤国家领导人造成恶劣影响的等等。
检察人员称，之所以提起公诉，是“该材料寄出时，正值稷山县‘两会’召开前夕，其内容在稷山县各界广为传播，严重危害了稷山县的社会秩序，给被害人的人格和名誉带来了严重损害。”
辩护人辩称，事发之后稷山县的“两会”顺利召开，李润山继续担任县委书记，稷山县没有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也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稷山县经济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摘自2007年5月15日稷山电视台新闻）。可见被告的所谓诽谤没有影响稷山县的社会秩序。辩护人认为，该案不存在可以公诉的法律事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不当。
被告人的律师常毅、王建芳认为，该案是我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诽谤个人案，开了我国司法史上的“先河”，而这样的“先例”决不能开，否则，公权就可能变成个别人的私权。
是举报还是诽谤
三干部编写的《众口责问李润山》第三问称，李润山乒乓球打得很棒，一有时间，就到该县的红楼宾馆（该县唯一的三星级宾馆）去打乒乓球，服务小姐一个班。“红楼吃住、休闲、娱乐一条龙，李书记定居‘办公’706，总统套间日房费2980元，仅房费至今已达百万元之多。稷山‘皇帝’享受总统套间待遇，专职‘女秘书’殷勤侍陪，久而久之，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李书记外出考察，专职‘女秘书’暗中随从，秘密服务，恪尽职守……还有人用咂啦歌描绘李书记：美咂啦！耍咂啦！享咂啦！浪咂啦……”
正是这一问，使检察人员认为他们是“诽谤者”：被告人明知道李润山个人私生活问题纯属虚构，但还积极地予以整理、打印、散发，可见被告人主观上恶意性较大，有诽谤他人之意。
检方出具的证据显示，三人在羁押期间，均承认这些话是他们编的瞎话，只是想敲驳敲驳（提醒提醒）李书记。公诉人还出示了数十份证人证言，称李书记没有“女秘书”，是个实干的好官。
辩护人称，被告等人编写的“众口责问”一文内容基本真实，并非捏造。公诉机关不能要求一个举报人的举报内容全部准确，更不能要求举报材料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恰如其分。刑法明确规定如果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不以犯罪论处；被告人没有向社会公众散布材料，只是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问题。起诉书称他们邮寄材料的范围是运城市委、运城市政府、稷山县四大班子的领导及县里部分局级领导，没有一个是普通老百姓，邮寄的数量只有37份，这样的范围与数量说明这完全是正常的举报行为，不是公然向社会散布的行为；被告人的所谓诽谤没有给李润山个人的名誉造成影响，更谈不上情节严重。李书记2007年4月25日甚至被稷山县人大授予“人民公仆”荣誉称号。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正常的举报行为，举报内容基本真实，根本不构成诽谤罪。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宣布该案将择日宣判。
阅读全文...
2007年5月16日星期三
河南贫困县官员豪宅网上曝光 最大达600平米
这是濮阳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2月14日摄）。这座办公大楼落成已有两年多，至今仍欠100多万元的工程款未付。 新华社记者李钧德摄 来源:新华网
这是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离退休县级干部建设的高档别墅小区（2月14日摄）。 来源:新华网
这是濮阳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居住的豪华别墅（2月14日摄）。来源:新华网
这是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楼（2月14日摄）。该楼共7层，总支出800多万元，其中300万元系挪用该县化肥厂“4050”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来源:新华网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河南
“一个县的科级干部，住房超过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600平方米，这是什么风气？这是奢靡之风！”4月2日，河南省召开的“讲正气、树新风”电视电话会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话讲的有些狠。
这一天，河南省濮阳县的部分领导干部也观看了徐光春的讲话，因为省领导没有点明是哪个地方科级干部住如此豪宅，他们感到很庆幸。
“徐书记的讲话，我仔细看了，没有点明是我们县！”濮阳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说。
事实是，徐光春批评的干部建“豪宅”，就发生在濮阳县。
贫困县的“豪宅”
濮阳县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的北岸，归濮阳市管辖，是河南省的一个省级贫困县——全县22个乡镇中，有7个乡镇30余万人地处黄河滩涂区，生活条件落后。
统计显示，2005年，濮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422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中居第75位。全县1035个行政村，仅有251个村能看上有线电视。
这样一个人均财政收入仅200余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的穷县，进入县城，却处处可见豪华办公楼，尤其以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为甚，其造价高达3000多万元，当地民众戏称“小天安门”。
与豪华气派办公楼相对应的，是该县一些领导干部建造的豪华别墅，而且别墅大小与权力、职位直接相关。
2004年8月，濮阳县纪委，一个负责党风、党纪的纪律检查部门，未经建设和国土部门批准，擅自将一部分国家划拨的土地改变用途，在办公楼后面建起了职工住宅。其中，包含了10套2层别墅，每套面积达287.64平方米，居住者均为县纪委的领导班子成员。
10月，因为“一些县领导从外地调来没有房子住，县里也没有招待所”，经濮阳县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由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开发建设一个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该住宅区占地50多亩，户型为二层连体楼，设计61户，每户280平方米。后因户型面积过大、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动用警力强行占地等问题，该项目被上级有关部门叫停。
2005年6月，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办公楼前不能建高层建筑为由，在楼南建起9套高档别墅，其中7套每套面积为434平方米，最大的一套面积达538.65平方米，这些别墅都被分给了该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副科级以上干部。
主管房地产的濮阳县房产局，以改善城镇困难职工居住条件为理由，向县政府申请划拨经济适用房用地35亩，实际却用于建设本单位干部职工住宅。其中别墅8套，4套建筑面积达到了600平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豪宅的居住者大都是濮阳县在任或者退休的领导干部，最为阔气的一套600平米别墅居住着该县人大某领导，下面稍微小一点的别墅住的则是房管局局长，为正科级干部。
风暴式解决
豪宅与民居差距过大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一些人通过正式渠道向上级反映，有的人则干脆用相机将豪宅拍下来发在网上了事。
2007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媒体相继披露濮阳县“干部建豪宅”问题，引发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温家宝总理专门做出批示，中纪委派出以党风廉政建设室副主任为首的调查组奔赴濮阳县。
压力之下，一场风暴式的处理得以展开。
濮阳市纪委先是成立了调查组，不过，随着中纪委调查组的到来，河南省相应成立了以省纪委副书记为首，抽调房产、土地等各方面专业人士组成的调查组，于是“市纪委成了配合”。
为了向上级表明态度，濮阳县委县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对违规建设高档低层住宅问题比较严重，造成不良影响较大的直接责任人县劳动局局长李殿选、房管局局长时跃进、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志勇停职检查，听候组织调查处理”。
此外，自己违规建别墅的濮阳县纪委将部分干部别墅查封，委托财政局寻找拍卖行对这些“问题别墅”进行拍卖。
濮阳县委县政府2007年2月4日的一份文件显示，“县纪委(10套)、劳动和社会保障局(9套)、房管局(8套)、建工局(2套)、老干部住宅(28套)责令交还土地，处以罚款，住宅向社会公开拍卖，对个人出资予以适当补偿……”
于是，在别墅内居住的领导干部们，在春节前腊月二十五那天统统被强制搬了出来。濮阳县原人大副主任闫伍群告诉本刊，那时，他和老伴刚刚住进别墅三个多月。
这位1994年已经退休的老同志说，他的这套别墅是买房地局的地皮，然后自己掏钱盖的，“全部算下来，花了将近40万元”，于2006年国庆节前入住。不曾想，现任干部出问题，殃及了他这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
“谁让咱这土地有问题呢？”闫伍群说，政府下令让全部搬走，尽管自己和老伴很不情愿，但面对最后期限，还是搬了。
对此，新华社的一位记者质疑，建别墅的钱都是私人掏的，在物权法即将实施的今天，政府如何有权力来拍卖属于私人的建筑物呢？
遍及全国的“另类腐败”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濮阳县的一些干部除了表达别墅被拍卖的不满和委屈外，另外一层怨言在于，“干部豪宅”问题绝非濮阳县独有。
2006年6月，河南《大河报》报道，一个有着112个地下停车位、8栋6层的住宅小区，拥有40%的绿化面积，房屋面积最小的93平方米，大的是150平方米以上的复式住宅，登记的性质是“经济适用房”，然而购买者却都是郑州市的市直机关人员。
2007年1月，《上海证券报》报道，江苏南通市新区行政中心大楼数百米外，正在建造一个面积达260亩的住宅小区，内部面积从100至200平方米不等，而该小区27幢小高层只销售给特定对象——新区行政中心大楼内的公务员。
最为关键的是，“购买小区住房每平方米只需花3500元，而转手卖出每平方米的价格可翻至5780元，每平方米净赚2000元以上，总计一套住房可赚30万元左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也报道，开发商在山东济南建起了面积严重超标的经济适用房，最小的160平方米，最大的295平方米，这些面积严重超标的经济适用房一共是8栋楼，“全部销售给省直机关职工，任何单位无权销售该住宅”。
高房价下的权力异化
记者在濮阳县采访时，许多群众认为，像那种300-600平方米的豪华别墅，每套造价至少在20万元，多者可达40多万。而濮阳县正科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千元左右，要想住这样的房子，至少得不吃不喝20年，或者更长。
于是，为了降低用地成本，在为县级干部建豪宅时，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竟然在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出动警察和保安，强行拆迁。新华社报道说，这致使民营企业金凌花园价值200余万元的花木被毁、盗一空。
濮阳市纪委办公室的赵建国主任告诉本刊，濮阳县豪华别墅问题主要集中在土地上，大都是国有土地违规出让，变成个人住宅用地。
如此操作，房价自然被拉低。
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董随钦告诉媒体，当时也知道单位建的别墅有些大，面积超标，但想着机会难得。濮阳县同样的商品房每平方米都达到1500元了，这房才卖620元一平方米。
“其他局委和县领导都弄了，自己不弄，说不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当领导的，谁不想住大点，住排场点？最后，我们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都要了一套。”董随钦说。
濮阳县毕竟只是一个县，利用权力之手弄来土地相对容易，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许多干部的豪华别墅就建在耕地上，住宅旁边就是绿油油的麦田。
许多大城市，由于土地的取得相对较难，必须经过公开拍卖，干部豪宅获取也变通为“单位自建房”、违规购买“超标经济适用房”等。
国家《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要严格控制在中小套型，中套住房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住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而山东省直机关购买的经济适用房面积却在160平方米到295平方米之间。
此外，权力单位购买房屋的价格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濮阳县干部建的别墅每平方米低于市场价1000元，而江苏南通市政府建的房屋卖给公务员低了将近2000元。
曾参与当初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创立的原国家房改办主任张中俊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集资建房还是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其玄机均在于可以以划拨形式，取得零地价国有土地，其中往往包含了不合理的特权。
这种赤裸裸的公权私用，濮阳县委书记张建国告诉这样本刊，濮阳县之所以出现这种干部建豪宅的现象，在于“一些干部公仆意识薄弱，艰苦奋斗的精神太少”，“县委要坚决刹住这股风”。
事实是，这种“奢糜之风”日盛一日，在房价高涨的今天，公权力得不到制约，为个人、单位谋私利的通道便得不到遏制，“干部豪宅”也就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
本刊在濮阳县采访了解到，对违规别墅部分没收后，进行了两次拍卖，但竞买者寥寥，至今仍有6套没有拍出，而且卖出的20多套别墅中，有一部分还是原住户自己买的。
“你想想，都是一些还在职的干部，谁敢去买他们的房子啊？！”濮阳县房管局的一位干部说。
阅读全文...
2007年5月15日星期二
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胡平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
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⒈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
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
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
。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
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
，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
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
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
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
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
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
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
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
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
）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
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
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
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
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
，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
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
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
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
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
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
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
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
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
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
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
。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
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
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
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
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
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
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
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
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
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
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
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
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
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
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
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
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
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
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
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
价值一无所知。”
2.专制与犬儒
密尔(John S.Mill)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
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
。在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
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
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
旗帜下实际上处於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
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後。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
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
。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
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
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
後，狂热与恐怖被耗尽，於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
，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後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
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
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
得以维系。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
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於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
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
。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後，赫鲁晓夫被黜，勃烈
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
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
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
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
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
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
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
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
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
“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
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
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
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
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
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
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
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
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
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
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
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於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於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
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
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後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
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GCD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
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
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
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
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
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
的尊敬，虽然敢於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後来，当局对
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
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
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
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
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
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
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
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
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
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
。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阅读全文...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
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⒈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
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
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
。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
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
，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
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
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
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
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
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
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
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
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
）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
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
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
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
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
，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
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
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
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
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
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
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
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
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
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
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
。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
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
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
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
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
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
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
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
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
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
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
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
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
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
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
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
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
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
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
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
价值一无所知。”
2.专制与犬儒
密尔(John S.Mill)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
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
。在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
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
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
旗帜下实际上处於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
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後。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
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
。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
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
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
後，狂热与恐怖被耗尽，於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
，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後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
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
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
得以维系。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
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於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
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
。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後，赫鲁晓夫被黜，勃烈
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
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
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
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
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
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
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
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
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
“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
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
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
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
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
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
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
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
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
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
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
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於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於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
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
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後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
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GCD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
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
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
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
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
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
的尊敬，虽然敢於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後来，当局对
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
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
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
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
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
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
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
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
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
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
。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阅读全文...
2007年5月8日星期二
男子派出所内离奇死亡 公安局副局长带百人抢尸
丁天宇怎么也不会想到，因为口角之争去派出所调解，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4月28号晚21点30分，丁天宇被其妻子陈新麦、二女儿丁瑾楠发现死在嵩县九店乡派出所厨房和院墙的夹道内，身体已经冰凉。
丁天宇，河南省汝阳县上店镇农民,2002年到嵩县九店乡做寿衣生意，开了一家店，名字叫宇辉寿衣大全，5年间生意一直还算过得去。
据丁天宇的大女儿丁瑾璀讲，2007年2月份，宇辉寿衣大全的西隔壁也开了一家寿衣店，店主高占国。高占国原做饲料的生意，后转行寿衣行业。由于两家寿衣店相邻，生意上经常有些小摩擦。
2007年4月28日下午16时左右，又是因为争夺客源，双方产生摩擦，后高占国及其妻子与丁天宇及其妻子到九店乡派出所调解。
丁天宇二女儿丁瑾楠称，4月28日下午17时多，她给丁天宇打手机，丁天宇说正在调解，随后电话断线。等过了20多分钟后，丁瑾楠看到陈新麦从派出所出来时丁天宇没有一块出来，又急忙给丁天宇打手机，却再也联系不上，手机无人接听。
据陈新麦回忆，当时他们四人在派出所接受值班人员马占伟的调解，然后丁天宇手机响了，丁天宇因为接电话，走出了房间。随后，高占国夫妇也走出了房间。20多分钟后，高占国夫妇返回。由于双方都同意调解，所以高占国夫妇返回后没多大一会，陈新麦离开。
陈新麦、丁瑾楠找遍了九店乡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丁天宇，于21点30分左右，又找到九店乡派出所，丁瑾楠问值班人员裴建国，裴称未见丁天宇。丁瑾楠又打丁天宇手机，听到在九店派出所院内有手机铃声响起，循着铃声找，在九店乡派出所厨房和院墙的夹道内发现了身体已冰凉的丁天宇。
九店乡卫生院大夫吴守堂4月28日晚在医院值班，吴守堂称，晚上21点30分左右，他接到派出所打来电话，急忙赶去，在九店乡派出所厨房和院墙的夹道内看到一个男子，经检查，已经死亡。吴称，由于天黑，没有看到死者身上是否有伤痕。
丁瑾璀4月28号晚上21点50分左右接到其妹丁瑾楠的电话，称丁天宇死亡，她急忙从汝阳赶到九店乡。23点左右，丁瑾璀赶到九店乡派出所，当时，嵩县公安局副局长路国旗在场。
陈新麦及其两个女儿感到丁天宇死的蹊跷，要求尸检。嵩县公安局29日凌晨对丁天宇尸体初步作了尸检，但没有说结果，只是对丁天宇家人说，天太黑，天亮后再详细检查。
29日天亮后，嵩县公安局仍然没有进行尸检。据丁瑾璀描述，由于是白天，可以看到丁天宇口、鼻、及耳朵均有血迹。由于天太热，温度高。丁天宇家人要求对尸体采取保护措施，并要求尽快进行尸检。嵩县公安局对丁天宇家人的要求没有理睬。
到了29日晚上，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晚上19点多，天黑了下来后，嵩县政法委一姓白(音)的副书记、公安局副局长路国旗带了100多名警察、协警及保安，出动了30多辆警车及非警用车辆，对丁天宇家人拳打脚踢，用暴力将丁天宇家人及围观的群众赶走，将丁天宇的尸体强行拉走，并将丁天宇家人拍照取证的数码相机抢走。直到现在过去了7天，丁天宇家人也不知道丁天宇尸体存放何处，数码相机至今未予归还。
丁瑾璀说，5月4日下午18点30分，汝阳市政法委副书记杨友杰告诉她，洛阳市政法委已经责成嵩县政法委、嵩县检察院、嵩县公安局三单位共同处理此事，但是目前嵩县警方联系不到尸检单位，等假期过后再说。
记者于5月5日下午15时11分，15时13分，16时10分，17时24分等多次拨打负责处理此事的嵩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宋敏，均无人接听。
5月5日下午17点11分，记者联系到了4月28日、29日现场处理丁天宇死亡事件的嵩县公安局副局长路国旗，路国旗说当时他在现场，了解此事，但路国旗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称不接受记者采访。
阅读全文...
4月28号晚21点30分，丁天宇被其妻子陈新麦、二女儿丁瑾楠发现死在嵩县九店乡派出所厨房和院墙的夹道内，身体已经冰凉。
丁天宇，河南省汝阳县上店镇农民,2002年到嵩县九店乡做寿衣生意，开了一家店，名字叫宇辉寿衣大全，5年间生意一直还算过得去。
据丁天宇的大女儿丁瑾璀讲，2007年2月份，宇辉寿衣大全的西隔壁也开了一家寿衣店，店主高占国。高占国原做饲料的生意，后转行寿衣行业。由于两家寿衣店相邻，生意上经常有些小摩擦。
2007年4月28日下午16时左右，又是因为争夺客源，双方产生摩擦，后高占国及其妻子与丁天宇及其妻子到九店乡派出所调解。
丁天宇二女儿丁瑾楠称，4月28日下午17时多，她给丁天宇打手机，丁天宇说正在调解，随后电话断线。等过了20多分钟后，丁瑾楠看到陈新麦从派出所出来时丁天宇没有一块出来，又急忙给丁天宇打手机，却再也联系不上，手机无人接听。
据陈新麦回忆，当时他们四人在派出所接受值班人员马占伟的调解，然后丁天宇手机响了，丁天宇因为接电话，走出了房间。随后，高占国夫妇也走出了房间。20多分钟后，高占国夫妇返回。由于双方都同意调解，所以高占国夫妇返回后没多大一会，陈新麦离开。
陈新麦、丁瑾楠找遍了九店乡大街小巷也没有找到丁天宇，于21点30分左右，又找到九店乡派出所，丁瑾楠问值班人员裴建国，裴称未见丁天宇。丁瑾楠又打丁天宇手机，听到在九店派出所院内有手机铃声响起，循着铃声找，在九店乡派出所厨房和院墙的夹道内发现了身体已冰凉的丁天宇。
九店乡卫生院大夫吴守堂4月28日晚在医院值班，吴守堂称，晚上21点30分左右，他接到派出所打来电话，急忙赶去，在九店乡派出所厨房和院墙的夹道内看到一个男子，经检查，已经死亡。吴称，由于天黑，没有看到死者身上是否有伤痕。
丁瑾璀4月28号晚上21点50分左右接到其妹丁瑾楠的电话，称丁天宇死亡，她急忙从汝阳赶到九店乡。23点左右，丁瑾璀赶到九店乡派出所，当时，嵩县公安局副局长路国旗在场。
陈新麦及其两个女儿感到丁天宇死的蹊跷，要求尸检。嵩县公安局29日凌晨对丁天宇尸体初步作了尸检，但没有说结果，只是对丁天宇家人说，天太黑，天亮后再详细检查。
29日天亮后，嵩县公安局仍然没有进行尸检。据丁瑾璀描述，由于是白天，可以看到丁天宇口、鼻、及耳朵均有血迹。由于天太热，温度高。丁天宇家人要求对尸体采取保护措施，并要求尽快进行尸检。嵩县公安局对丁天宇家人的要求没有理睬。
到了29日晚上，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晚上19点多，天黑了下来后，嵩县政法委一姓白(音)的副书记、公安局副局长路国旗带了100多名警察、协警及保安，出动了30多辆警车及非警用车辆，对丁天宇家人拳打脚踢，用暴力将丁天宇家人及围观的群众赶走，将丁天宇的尸体强行拉走，并将丁天宇家人拍照取证的数码相机抢走。直到现在过去了7天，丁天宇家人也不知道丁天宇尸体存放何处，数码相机至今未予归还。
丁瑾璀说，5月4日下午18点30分，汝阳市政法委副书记杨友杰告诉她，洛阳市政法委已经责成嵩县政法委、嵩县检察院、嵩县公安局三单位共同处理此事，但是目前嵩县警方联系不到尸检单位，等假期过后再说。
记者于5月5日下午15时11分，15时13分，16时10分，17时24分等多次拨打负责处理此事的嵩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宋敏，均无人接听。
5月5日下午17点11分，记者联系到了4月28日、29日现场处理丁天宇死亡事件的嵩县公安局副局长路国旗，路国旗说当时他在现场，了解此事，但路国旗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称不接受记者采访。
阅读全文...
2007年5月7日星期一
是谁让孩子在雨中受罪？
转:http://blog.sina.com.cn/u/4cddcfb50100087p
编前:这是一篇没有刊发出去的稿子。2005年9月15日，我应丹凤县宣传部的邀请,前去参加16日丹凤县的首届文化旅游节。第二天，天公不做美，开幕式还没有开始,便淅沥下起了雨,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得开幕式有任何影响,14点30分,开幕式准时开始.但当我冒着雨赶到台前时,我发现,前排的学生并没有雨具,后面的领导都带着雨披看节目。采访后得知,组织方怕孩子撑伞影响后面领导观看节目的视线。听完，我呆了。那天，我也一直没有用放在桌上的雨具。我觉得：在雨中我会更清醒……晚上，我没有去参加政府的招待宴，直接将稿子发回了报社。17日，稿子没有刊发，我被停职反省。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省悟过来，因为，我无法忘记雨中的孩子......
领导伞下观看 学生雨中受罪
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竟如此开幕 本报讯（记者影象人生）担心学生打伞会影响领导的视线，竟然让百余名小学生在雨中淋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是商洛市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上的一幕。 9月16日14时30分，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在丹江河畔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天公不做美，但现场的气氛却非常热烈，前来观看节目的群众把整个场地围地水泄不通。在台下最前面坐有三排小学生，后面是领导以及佳宾，演出刚开始，雨就稀淅沥沥的下个不停，领导、嘉宾和媒体的记者都穿上了雨披，雨中的观众也都撑起伞看节目，可记者注意到，坐在最前面的百余名小学生上身只穿了一件很薄的红衬衫，他们身边放有伞或雨披，但奇怪的是学生个个不穿雨披不撑伞，被淋得直发抖。雨越下越大，很多学生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可是就坐在学生身后的领导对此却无动于衷。16时，雨停了，一阵风吹来，冷得学生直哆嗦。记者分明感觉到现场热烈的气氛和发抖的学生很不和谐。16时50分，雨又开始下了，但百名学生一直坚持到17时15分节目完全结束。记者算了一下，从节目开始到结束，学生在雨中淋了近两个小时。 丹凤县西街小学六年级班主任马老师告诉记者，台下三排穿红衬衫的学生都是他们学校的。不让学生打伞是怕影响领导的观看节目。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不让学生穿雨衣时，该老师笑笑并不做答。 一位家长说，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雨中淋了那么久，心里难受极了，怕孩子感冒，但是也没办法呀！(上图左为商洛市一领导)
学生手中虽然拿着伞，但是没有一个敢用的
编后：我一大早起来，电话就狂响，朋友告诉我。我的照片在新浪博客首页上被采用后，有关人士也看到了。有人告诉我，让我赶快将照片扯掉，否则……我无语！看到这么多网友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想法，我实在不忍心将文章删掉。事情都过去一年多了，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点自己的内心感受，怎么这么难？还有人干涉？我不知道这篇博文还能留在博客多久？昏哦！~~。在这里感谢广大博友了！！！07年4月27日早10点.影象人生博客：blog.sina.com.cn/photojiajun
再告广大亲爱的博友：现在是晚上4月29日晚上10点50分，我的电话已经快被打暴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关机。距离发贴到现在是6天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我心理极其矛盾，来自各个方面的，缘于这些图片。虽然网友义愤填膺的发表看法，但是，承受这一切的，只有我知道。如果帖子真的被“我”删掉，请大家原谅，我在这里谢大家了……
不知道谁一直在不停的删网友的相关帖子.反正不是我.
后附当日各大媒体的正面稿子：
本次文化旅游节由丹凤县委、县政府主办，丹江漂流公司承办，旨在弘扬商山丹水文化、展示生态旅游风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由丹凤县委书记安庆学主持，县长雷雨在致辞时介绍了该县文化旅游资源和产业发展状况。陕西丹江世纪漂流有限公司介绍了丹江漂流和夜游丹江旅游项目的情况。随后，进行了精彩的“放歌丹凤”广场文艺演出。同时，还举行了“贾平凹文学艺术成就展”、“龙驹水旱码头历史胜景展”揭牌仪式和贾平凹《秦腔》、谭易《红纸伞》签名售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赠书及省市部分书画家书画笔会等系列文化活动。同时举行了经贸洽谈、文化旅游项推介招商以及产品展销活动。夜晚，还进行了规模盛大的焰火表演和夜游丹江水上游乐活动。
弘扬商山丹水文化展示生态旅游风光丹凤首届文化旅游节开幕潘连生石学友陆栋刘石民庄长兴魏民洲魏增军张长记唐庆华等出席 商洛日报2005.09.19第1版 陈红卫 商山起舞迎嘉宾，丹水欢歌庆盛世。“十一”旅游黄金周前夕的9月16日，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在蒙蒙秋雨中开幕。省政府副省长xxx，省政协副主席xxx、，和市上领导魏民洲、魏增军、张长记、唐庆华、辛继先、周敏、刘平、张改萍、李文泰、洪永平、李焕章、李邦印、章义琛等冒雨出席了开幕仪式。
阅读全文...
编前:这是一篇没有刊发出去的稿子。2005年9月15日，我应丹凤县宣传部的邀请,前去参加16日丹凤县的首届文化旅游节。第二天，天公不做美，开幕式还没有开始,便淅沥下起了雨,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得开幕式有任何影响,14点30分,开幕式准时开始.但当我冒着雨赶到台前时,我发现,前排的学生并没有雨具,后面的领导都带着雨披看节目。采访后得知,组织方怕孩子撑伞影响后面领导观看节目的视线。听完，我呆了。那天，我也一直没有用放在桌上的雨具。我觉得：在雨中我会更清醒……晚上，我没有去参加政府的招待宴，直接将稿子发回了报社。17日，稿子没有刊发，我被停职反省。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省悟过来，因为，我无法忘记雨中的孩子......
领导伞下观看 学生雨中受罪
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竟如此开幕 本报讯（记者影象人生）担心学生打伞会影响领导的视线，竟然让百余名小学生在雨中淋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是商洛市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上的一幕。 9月16日14时30分，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在丹江河畔拉开帷幕，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天公不做美，但现场的气氛却非常热烈，前来观看节目的群众把整个场地围地水泄不通。在台下最前面坐有三排小学生，后面是领导以及佳宾，演出刚开始，雨就稀淅沥沥的下个不停，领导、嘉宾和媒体的记者都穿上了雨披，雨中的观众也都撑起伞看节目，可记者注意到，坐在最前面的百余名小学生上身只穿了一件很薄的红衬衫，他们身边放有伞或雨披，但奇怪的是学生个个不穿雨披不撑伞，被淋得直发抖。雨越下越大，很多学生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可是就坐在学生身后的领导对此却无动于衷。16时，雨停了，一阵风吹来，冷得学生直哆嗦。记者分明感觉到现场热烈的气氛和发抖的学生很不和谐。16时50分，雨又开始下了，但百名学生一直坚持到17时15分节目完全结束。记者算了一下，从节目开始到结束，学生在雨中淋了近两个小时。 丹凤县西街小学六年级班主任马老师告诉记者，台下三排穿红衬衫的学生都是他们学校的。不让学生打伞是怕影响领导的观看节目。当记者问及为什么不让学生穿雨衣时，该老师笑笑并不做答。 一位家长说，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雨中淋了那么久，心里难受极了，怕孩子感冒，但是也没办法呀！(上图左为商洛市一领导)
学生手中虽然拿着伞，但是没有一个敢用的
编后：我一大早起来，电话就狂响，朋友告诉我。我的照片在新浪博客首页上被采用后，有关人士也看到了。有人告诉我，让我赶快将照片扯掉，否则……我无语！看到这么多网友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想法，我实在不忍心将文章删掉。事情都过去一年多了，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点自己的内心感受，怎么这么难？还有人干涉？我不知道这篇博文还能留在博客多久？昏哦！~~。在这里感谢广大博友了！！！07年4月27日早10点.影象人生博客：blog.sina.com.cn/photojiajun
再告广大亲爱的博友：现在是晚上4月29日晚上10点50分，我的电话已经快被打暴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关机。距离发贴到现在是6天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我心理极其矛盾，来自各个方面的，缘于这些图片。虽然网友义愤填膺的发表看法，但是，承受这一切的，只有我知道。如果帖子真的被“我”删掉，请大家原谅，我在这里谢大家了……
不知道谁一直在不停的删网友的相关帖子.反正不是我.
后附当日各大媒体的正面稿子：
本次文化旅游节由丹凤县委、县政府主办，丹江漂流公司承办，旨在弘扬商山丹水文化、展示生态旅游风光。文化旅游节开幕式由丹凤县委书记安庆学主持，县长雷雨在致辞时介绍了该县文化旅游资源和产业发展状况。陕西丹江世纪漂流有限公司介绍了丹江漂流和夜游丹江旅游项目的情况。随后，进行了精彩的“放歌丹凤”广场文艺演出。同时，还举行了“贾平凹文学艺术成就展”、“龙驹水旱码头历史胜景展”揭牌仪式和贾平凹《秦腔》、谭易《红纸伞》签名售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赠书及省市部分书画家书画笔会等系列文化活动。同时举行了经贸洽谈、文化旅游项推介招商以及产品展销活动。夜晚，还进行了规模盛大的焰火表演和夜游丹江水上游乐活动。
弘扬商山丹水文化展示生态旅游风光丹凤首届文化旅游节开幕潘连生石学友陆栋刘石民庄长兴魏民洲魏增军张长记唐庆华等出席 商洛日报2005.09.19第1版 陈红卫 商山起舞迎嘉宾，丹水欢歌庆盛世。“十一”旅游黄金周前夕的9月16日，丹凤县首届文化旅游节在蒙蒙秋雨中开幕。省政府副省长xxx，省政协副主席xxx、，和市上领导魏民洲、魏增军、张长记、唐庆华、辛继先、周敏、刘平、张改萍、李文泰、洪永平、李焕章、李邦印、章义琛等冒雨出席了开幕仪式。
阅读全文...
2007年5月4日星期五
酒后驾车起纠纷自称人大代表打人骂警
南方都市报讯前晚，一辆越野吉普与一辆小轿车在罗湖区宝安南路和嘉宾路交叉口发生交通纠纷。据围观人员介绍，驾驶越野吉普车的男子满身酒气，下车后当街自称是人大代表，气焰嚣张地追打轿车女司机并辱骂到场交警。
图：穿黑Ｔ恤、自称人大代表的男子（后方左二）正在接受记者采访，而他身后的几个人正试图阻挠记者的摄影摄像。前晚，一辆越野吉普与一辆小轿车在罗湖区宝安南路和嘉宾路交叉口发生交通纠纷。据围观人员介绍，驾驶越野吉普车的男子满身酒气，下车后当街自称是人大代表，气焰嚣张地追打轿车女司机并辱骂到场交警。
记者在民警调查笔录上看到，肇事男子登记的身份证上名叫“黄Ｘ权”。有知情人表示，肇事者是福田区人大代表，Ｘ沙股份公司高层领导。记者上网查询发现，Ｘ沙股份公司总经理叫“黄Ｘ权”，福田区人大代表。福田区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介绍，该区的确有人大代表叫“黄Ｘ权”，但他们不知道前晚交通纠纷之事，也不能证实肇事男子是否假冒人大代表。
事情发生在前晚９时３０分左右，多位路人报料说，越野吉普车和小轿车发生交通纠纷后，车中坐在驾驶位上的男子下来后浑身酒气，追赶轿车中女子。交警赶到现场后，该男子又指着交警鼻子骂很难听的粗话，还自称人大代表。据报料人反映：听说他是人大代表后，交警也比较谨慎，当时在现场用电话请示。而后，看该男子浑身酒气，交警将他所开的吉普车拖回罗湖交警队。此事引起现场二三十人围观。
女车主：车子被撞论理被打
据女车主柯女士介绍，当时她正在路口等车，吉普车突然从后追尾。她下车后发现对方车中坐着一男一女。见对方不下车，她便拍打对方车窗。对方不理睬企图倒车离开，她急忙报警。交警赶到后，车中男子下车将她踢打在地上。“我胳膊上的淤青就是倒在地上摔的。”柯说。她介绍，该男子而后又辱骂到场巡警和交警，称自己是人大代表，不能拖他的车等。
昨日０时许，记者来到处理此事的罗湖交警大队。在现场看到，小轿车尾部的确有新的擦痕，车号为“粤ＺＧ５５★港”的越野吉普车车头未见刮擦遗留下的油漆。女车主胳膊上确可见到伤痕。
肇事者：确有饮酒但未打人
此时，站在肇事男子跟前，记者依然可以闻到一股酒气。而后，他头脑比较清楚地向记者介绍了经过，他当时的确喝了一些红酒，交警也对他进行了测量，但未超标。
他对当晚的交通纠纷解释说，自己当时没有追尾，也没有打女车主，因此交警不应该把他的车拖走。但他表示，他曾和后来赶到的女车主的男性朋友发生过推搡冲突。对多位报料人称他在现场表示是人大代表的事，他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现场没有这样说。但对他是否有人大代表的身份，他未明确表态。
“当时一街的人都听到他说自己是人大代表。”交警队一位工作人员说。对此，现场开单的交警一言不发，满脸怒色。在民警调查此事，登记肇事男子的身份证时，记者看到上面写着，“黄×权”，１９６５年出生。
阅读全文...
图：穿黑Ｔ恤、自称人大代表的男子（后方左二）正在接受记者采访，而他身后的几个人正试图阻挠记者的摄影摄像。前晚，一辆越野吉普与一辆小轿车在罗湖区宝安南路和嘉宾路交叉口发生交通纠纷。据围观人员介绍，驾驶越野吉普车的男子满身酒气，下车后当街自称是人大代表，气焰嚣张地追打轿车女司机并辱骂到场交警。
记者在民警调查笔录上看到，肇事男子登记的身份证上名叫“黄Ｘ权”。有知情人表示，肇事者是福田区人大代表，Ｘ沙股份公司高层领导。记者上网查询发现，Ｘ沙股份公司总经理叫“黄Ｘ权”，福田区人大代表。福田区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介绍，该区的确有人大代表叫“黄Ｘ权”，但他们不知道前晚交通纠纷之事，也不能证实肇事男子是否假冒人大代表。
事情发生在前晚９时３０分左右，多位路人报料说，越野吉普车和小轿车发生交通纠纷后，车中坐在驾驶位上的男子下来后浑身酒气，追赶轿车中女子。交警赶到现场后，该男子又指着交警鼻子骂很难听的粗话，还自称人大代表。据报料人反映：听说他是人大代表后，交警也比较谨慎，当时在现场用电话请示。而后，看该男子浑身酒气，交警将他所开的吉普车拖回罗湖交警队。此事引起现场二三十人围观。
女车主：车子被撞论理被打
据女车主柯女士介绍，当时她正在路口等车，吉普车突然从后追尾。她下车后发现对方车中坐着一男一女。见对方不下车，她便拍打对方车窗。对方不理睬企图倒车离开，她急忙报警。交警赶到后，车中男子下车将她踢打在地上。“我胳膊上的淤青就是倒在地上摔的。”柯说。她介绍，该男子而后又辱骂到场巡警和交警，称自己是人大代表，不能拖他的车等。
昨日０时许，记者来到处理此事的罗湖交警大队。在现场看到，小轿车尾部的确有新的擦痕，车号为“粤ＺＧ５５★港”的越野吉普车车头未见刮擦遗留下的油漆。女车主胳膊上确可见到伤痕。
肇事者：确有饮酒但未打人
此时，站在肇事男子跟前，记者依然可以闻到一股酒气。而后，他头脑比较清楚地向记者介绍了经过，他当时的确喝了一些红酒，交警也对他进行了测量，但未超标。
他对当晚的交通纠纷解释说，自己当时没有追尾，也没有打女车主，因此交警不应该把他的车拖走。但他表示，他曾和后来赶到的女车主的男性朋友发生过推搡冲突。对多位报料人称他在现场表示是人大代表的事，他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现场没有这样说。但对他是否有人大代表的身份，他未明确表态。
“当时一街的人都听到他说自己是人大代表。”交警队一位工作人员说。对此，现场开单的交警一言不发，满脸怒色。在民警调查此事，登记肇事男子的身份证时，记者看到上面写着，“黄×权”，１９６５年出生。
阅读全文...
福建漳州安监局副局长在酒店殴打女子
核心提示：到福建漳浦开展五一节前安全检查的漳州市安监局一位副局长，酒后在酒店殴打一女子，致该女子至今仍住院治疗。被打女子称遭到调戏，而该副局长则表示现在非常后悔，作为领导不该打人。
男子对女子说着什么，将她一步步逼到楼梯口。
男子边说边朝女子靠前，抬起左手戳女子的额头，女子身体大幅度后仰躲闪。
男子扬起左手，向女子脸部扇了过去
男子用力扫向女子的脖子。
海峡导报5月1日报道 2007年4月27日，到漳浦开展五一节前安全检查的漳州市安监局一位副局长，酒后在漳浦XXX酒店殴打一女子，这名女子至今仍在住院治疗。被打女子陈某称，无辜遭遇副局长的调戏、侮辱和殴打；而该副局长称，是该女子匆忙撞了他，双方口角，他一时冲动打了人。这位副局长告诉记者，他现在非常后悔，作为领导不该打人。对于陈某的损失，他愿意赔偿，并让人去看望和表达歉意。
监控录像：壮男殴打一女子
此事发生在2007年4月27日晚上，漳浦×××酒店的监控录像清楚地记录下了这一幕。
第一幕：将女子逼到楼梯口
一打扮时髦的女子走到电梯口，按下按钮等电梯，警觉地回头看。她看到了一身着深咖啡色上衣、蓝色牛仔裤，脚穿酒店白色拖鞋的高大男子跟了过来。女子赶紧向楼梯口后退，但男子对女子说着什么，将她一步步逼到楼梯口。此刻该男子双手背后、腆着肚子，继续朝这名女子训话。女子扬起手外指，嘴里争着什么。
第二幕：男子扇了女子脸部
电梯门突然开启，一道亮光射出来。男子回头看了下电梯，发现没人。该男子边说边朝女子靠前，抬起左手戳女子的额头，女子身体大幅度后仰躲闪。女子也伸出双手要抓扯该男子，却被该男子连推几步。该男子扬起左手，向女子脸部扇了过去。
第三幕：男子打了女子两拳
扇完后，该男子刚转身，女子赶过去，要抓男子，却只抓到男子的肩膀。男子立刻转身，双方拳头交织。男子再次扬起左手，一拳用力扫向女子的脖子；两拳，再用力地扫向女子的额头。被击打两拳后，女子蹲在地上哭泣。该男子也马上转身，扬长而去，离开监控录像的监控范围。
第四幕：保安和民警都来了
一白衣男子带着被打的女子，从电梯间出来，打人的黑衣男子这时又出现在监控里。白衣男子立刻指着黑衣男子叫嚷。黑衣男子上前推对方胸部，没说两句话，又用左手掐向白衣男子的脖子，白衣男子趔趄了一下。身后被打的女子赶紧上前护住白衣男子。接着，双方不断拨打电话，酒店保安、酒店负责人、民警都来了。
记者经过两天调查得知，以上监控发生的时间为2007年4月27日晚，漳浦县×××酒店5楼。黑衣男子是漳州市安全生产监督局的副局长严某，被打的女子是漳浦人陈某，白衣男子是女子的未婚夫蔡某。
被打女子：他先调戏后殴打我
被打女子陈某4月28日晚向海峡导报记者求助，记者于当晚11点多赶到漳浦县医院。在眼科病房，陈某右眼包着纱布，正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初步诊断是眼球挫伤和眼部淤血，几天来右眼都模糊和重影，也可能是视觉神经损伤，这样就很难恢复视力。
陈某说：“27日晚上10点多，我未婚夫与老板在酒店520室商量事情，手机没电便叫我送电池。送完电池从房间出来后，我往电梯口走，突然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上来要拉我的手，口里还喊道：‘小姐……’，我推开他说：‘干吗！我不认识你。’便往电梯走去。”
“但当我走到电梯口刚按下电梯向下的按钮，那男子跟了过来，一路上破口大骂‘臭婊子！’我赶紧向那个男子解释，我不是小姐。”
“但该男子步步紧逼，凑过来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回答说‘我们又不相识，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这时该男子又大声喝斥‘你这臭婊子，让你知道厉害！’并伸出左手在我额头上指了一下说‘你这臭婊子！’
“我一边用双手遮拦抵挡，一边后退。见我还反抗，该男子便用左手打了我一巴掌。我当时也想上前抓打他，但却只能抓到他的肩膀。接着，那个男的又朝我眼部、脖子打了两拳。”
陈某的未婚夫蔡某说，他在房间里听到了哭声，没在意。可一会他的手机响了，他没接就冲出去，见到未婚妻蹲在地上哭。听了未婚妻的哭诉后，他立刻到保安室查看监控录像。之后他要求酒店找出打人的男子，但被拒绝。于是他带着女朋友上楼，没想到电梯一开，刚好碰上打人的男子。
蔡某对记者说：“于是我上前质问，这个男的却非常嚣张，直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的身份吗？你敢动我一根毛’。于是我马上向110报警。后来，我们双方一起到一个包厢谈判，最后也没谈成什么，我只好先把未婚妻送医院治疗。”
蔡某说，事发后，漳浦县安监局的人曾带了水果和钱来看望，表示有不对，不要把此事扩大化。他留下了水果，拒绝了钱。
漳浦警方：按治安案件处理
记者在漳浦县绥安公安分局看到了民警对此事的出警记录。上面写着“殴打他人”“按治安案件处理”等内容。报警人是陈某，里面没有记录严某的情况。
随后记者跟蔡某一起到漳浦县安监局暗访。一位接待的负责人说，“他(严某)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也没有构成什么不是。如果没喝酒，他也不会是这种行为。他真的是酒后失态，他现在也很后悔，所以叫我们去看望。”该负责人说，当天严某在领导的陪同下，比较爽直，喝很多葡萄酒和啤酒。
该酒店一在场的保安说，当时打人的男子确实比较凶，嘴里嚷着他是什么局的局长，还给县里的领导打电话。陈某的女友小罗是后来才去的，她说，在包厢里，自称局长的严某，还是很嚣张。
严副局长：作为领导不该打人
昨日下午，记者在漳州市安监局采访到了副局长严某。严某说，此次去漳浦是开展五一节前安全检查，他带队。他以为那个女的是卖淫女。对于当事人反映他一直抬出局长身份压人的说法，严某说因为女子的男朋友很凶，一直要打他，害怕对方打他才这么说的。
严某说：“其实那个饭店是有小姐卖淫，很多房间都有小姐。当时我刚好送客人下去。这时有个女的，打扮很时髦，突然从房间匆忙跑出来，一下就撞到我身上。撞到我之后我就很火大：‘怎么搞的，是不是刚赚完钱？走那么急干什么？’这话对她当然很刺激，她就跟我没完。她嘴里说着‘你算什么东西……’还用手抓我。后来怕她靠近，我就一拳打过去了。”
严某强调：“我没跟她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两个人相撞，引发口角，因为喝酒了，冲动打了一拳。现在也很后悔，作为领导不应该打人！我已叫人去看望陈某了，愿意赔偿人家。”
短评：领导干部要注重形象
今天，有两条新闻引起笔者的关注：一条是一位市级安监局副局长酒后居然殴打一位女子，并致她受伤住院；另一条是《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6月1日起实施。
正如漳浦县安监局的那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说，从法律角度来说，他(指那位副局长)也没有构成什么不是。此话不假，但它的危害不可小视，这位副局长是一位领导干部，其言行举止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正是为了惩戒那些破坏党和政府形象的人，才会有今天公布的《公务员处分条例》。
今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这八大方面的风气就包括“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要认真落实胡总书记的指示，各级领导干部更有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一言一行中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这一副局长的行为极为不好，它不仅与时下全国各地认真学习贯彻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氛围格格不入，更严重的是破坏了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应有的形象。在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查清事实，认真处理，还社会一个公道。
阅读全文...
男子对女子说着什么，将她一步步逼到楼梯口。
男子边说边朝女子靠前，抬起左手戳女子的额头，女子身体大幅度后仰躲闪。
男子扬起左手，向女子脸部扇了过去
男子用力扫向女子的脖子。
海峡导报5月1日报道 2007年4月27日，到漳浦开展五一节前安全检查的漳州市安监局一位副局长，酒后在漳浦XXX酒店殴打一女子，这名女子至今仍在住院治疗。被打女子陈某称，无辜遭遇副局长的调戏、侮辱和殴打；而该副局长称，是该女子匆忙撞了他，双方口角，他一时冲动打了人。这位副局长告诉记者，他现在非常后悔，作为领导不该打人。对于陈某的损失，他愿意赔偿，并让人去看望和表达歉意。
监控录像：壮男殴打一女子
此事发生在2007年4月27日晚上，漳浦×××酒店的监控录像清楚地记录下了这一幕。
第一幕：将女子逼到楼梯口
一打扮时髦的女子走到电梯口，按下按钮等电梯，警觉地回头看。她看到了一身着深咖啡色上衣、蓝色牛仔裤，脚穿酒店白色拖鞋的高大男子跟了过来。女子赶紧向楼梯口后退，但男子对女子说着什么，将她一步步逼到楼梯口。此刻该男子双手背后、腆着肚子，继续朝这名女子训话。女子扬起手外指，嘴里争着什么。
第二幕：男子扇了女子脸部
电梯门突然开启，一道亮光射出来。男子回头看了下电梯，发现没人。该男子边说边朝女子靠前，抬起左手戳女子的额头，女子身体大幅度后仰躲闪。女子也伸出双手要抓扯该男子，却被该男子连推几步。该男子扬起左手，向女子脸部扇了过去。
第三幕：男子打了女子两拳
扇完后，该男子刚转身，女子赶过去，要抓男子，却只抓到男子的肩膀。男子立刻转身，双方拳头交织。男子再次扬起左手，一拳用力扫向女子的脖子；两拳，再用力地扫向女子的额头。被击打两拳后，女子蹲在地上哭泣。该男子也马上转身，扬长而去，离开监控录像的监控范围。
第四幕：保安和民警都来了
一白衣男子带着被打的女子，从电梯间出来，打人的黑衣男子这时又出现在监控里。白衣男子立刻指着黑衣男子叫嚷。黑衣男子上前推对方胸部，没说两句话，又用左手掐向白衣男子的脖子，白衣男子趔趄了一下。身后被打的女子赶紧上前护住白衣男子。接着，双方不断拨打电话，酒店保安、酒店负责人、民警都来了。
记者经过两天调查得知，以上监控发生的时间为2007年4月27日晚，漳浦县×××酒店5楼。黑衣男子是漳州市安全生产监督局的副局长严某，被打的女子是漳浦人陈某，白衣男子是女子的未婚夫蔡某。
被打女子：他先调戏后殴打我
被打女子陈某4月28日晚向海峡导报记者求助，记者于当晚11点多赶到漳浦县医院。在眼科病房，陈某右眼包着纱布，正躺在病床上。医生说，初步诊断是眼球挫伤和眼部淤血，几天来右眼都模糊和重影，也可能是视觉神经损伤，这样就很难恢复视力。
陈某说：“27日晚上10点多，我未婚夫与老板在酒店520室商量事情，手机没电便叫我送电池。送完电池从房间出来后，我往电梯口走，突然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上来要拉我的手，口里还喊道：‘小姐……’，我推开他说：‘干吗！我不认识你。’便往电梯走去。”
“但当我走到电梯口刚按下电梯向下的按钮，那男子跟了过来，一路上破口大骂‘臭婊子！’我赶紧向那个男子解释，我不是小姐。”
“但该男子步步紧逼，凑过来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回答说‘我们又不相识，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这时该男子又大声喝斥‘你这臭婊子，让你知道厉害！’并伸出左手在我额头上指了一下说‘你这臭婊子！’
“我一边用双手遮拦抵挡，一边后退。见我还反抗，该男子便用左手打了我一巴掌。我当时也想上前抓打他，但却只能抓到他的肩膀。接着，那个男的又朝我眼部、脖子打了两拳。”
陈某的未婚夫蔡某说，他在房间里听到了哭声，没在意。可一会他的手机响了，他没接就冲出去，见到未婚妻蹲在地上哭。听了未婚妻的哭诉后，他立刻到保安室查看监控录像。之后他要求酒店找出打人的男子，但被拒绝。于是他带着女朋友上楼，没想到电梯一开，刚好碰上打人的男子。
蔡某对记者说：“于是我上前质问，这个男的却非常嚣张，直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的身份吗？你敢动我一根毛’。于是我马上向110报警。后来，我们双方一起到一个包厢谈判，最后也没谈成什么，我只好先把未婚妻送医院治疗。”
蔡某说，事发后，漳浦县安监局的人曾带了水果和钱来看望，表示有不对，不要把此事扩大化。他留下了水果，拒绝了钱。
漳浦警方：按治安案件处理
记者在漳浦县绥安公安分局看到了民警对此事的出警记录。上面写着“殴打他人”“按治安案件处理”等内容。报警人是陈某，里面没有记录严某的情况。
随后记者跟蔡某一起到漳浦县安监局暗访。一位接待的负责人说，“他(严某)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也没有构成什么不是。如果没喝酒，他也不会是这种行为。他真的是酒后失态，他现在也很后悔，所以叫我们去看望。”该负责人说，当天严某在领导的陪同下，比较爽直，喝很多葡萄酒和啤酒。
该酒店一在场的保安说，当时打人的男子确实比较凶，嘴里嚷着他是什么局的局长，还给县里的领导打电话。陈某的女友小罗是后来才去的，她说，在包厢里，自称局长的严某，还是很嚣张。
严副局长：作为领导不该打人
昨日下午，记者在漳州市安监局采访到了副局长严某。严某说，此次去漳浦是开展五一节前安全检查，他带队。他以为那个女的是卖淫女。对于当事人反映他一直抬出局长身份压人的说法，严某说因为女子的男朋友很凶，一直要打他，害怕对方打他才这么说的。
严某说：“其实那个饭店是有小姐卖淫，很多房间都有小姐。当时我刚好送客人下去。这时有个女的，打扮很时髦，突然从房间匆忙跑出来，一下就撞到我身上。撞到我之后我就很火大：‘怎么搞的，是不是刚赚完钱？走那么急干什么？’这话对她当然很刺激，她就跟我没完。她嘴里说着‘你算什么东西……’还用手抓我。后来怕她靠近，我就一拳打过去了。”
严某强调：“我没跟她发生什么事情，只是两个人相撞，引发口角，因为喝酒了，冲动打了一拳。现在也很后悔，作为领导不应该打人！我已叫人去看望陈某了，愿意赔偿人家。”
短评：领导干部要注重形象
今天，有两条新闻引起笔者的关注：一条是一位市级安监局副局长酒后居然殴打一位女子，并致她受伤住院；另一条是《公务员处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6月1日起实施。
正如漳浦县安监局的那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说，从法律角度来说，他(指那位副局长)也没有构成什么不是。此话不假，但它的危害不可小视，这位副局长是一位领导干部，其言行举止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正是为了惩戒那些破坏党和政府形象的人，才会有今天公布的《公务员处分条例》。
今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这八大方面的风气就包括“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要认真落实胡总书记的指示，各级领导干部更有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一言一行中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这一副局长的行为极为不好，它不仅与时下全国各地认真学习贯彻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氛围格格不入，更严重的是破坏了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应有的形象。在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查清事实，认真处理，还社会一个公道。
阅读全文...
2007年4月7日星期六
王怡: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1.0版）
转自：http://www.artblog.cn/more.asp?name=joshuawang&id=23982
近半个世纪以来，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变得越发困难。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专制，连金正日都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直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刚硬的专制主义者已经绝迹了。领袖披上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LOGO，纷纷伪称是“羊的门”，要羊们为它舍命。它们用自己的生日为国库设置密码，却宣称自己是共和国。他们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在投票中拿不到足够的多数（林彪评价毛泽东），但还是硬着头皮在荷枪实弹的护卫下，召开议会。它们派出解放军战士到大礼堂占位子，却有脸说那是人民代表大会。它们在宪法中排列出唯恐比别人少的人权条款，也学会了打高尔夫、弹夏威夷吉他或在电视镜头前哽咽。
这一切对羔羊们的智力与灵性，构成了挑战。以致许多人患上专制创伤后遗症，对真正的信仰满怀恐惧。我们被别人顶替惯了，代表惯了，叫唤惯了。我们听到在上者一句哽咽的话，就忍不住要哽咽一辈子。人家忙着数钱，忘了抬头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自由化。人家躲在背后不吭声的时候，我们以为政治民主就快临盆了。我们就像朝三暮四的猴子，对专制主义花样翻新的行为、装置和发型，都还没来得及养成条件反射。于是大家喋喋不休，试着为各种专制政权的异形命名。哈维尔观察捷克的意识形态衰微，说是“后极权社会”，余世存体会当代的政治紧缩，称为“次法西斯时代”。林兹承认西班牙模式有限的政治多元，提出“威权体制”，后人萧功秦便以“新威权主义”为今上命名。另有人称“江山制”云云，称“集体世袭制”尔尔。也有称“后党国时代”，称“寡头政体”的，不一而足。
为今日的专制政权命名，实在是“名可名，非常名”。但识别一个专制政权还是简单得多。我们有血有肉，主要靠常识。我们知道生活中到底哪些看得见的事物让我们堵得慌，让我们明知受损害和受凌辱，却知道这种损害无法被法律量化，被人民看见。因为法律女神蒙上了另一只眼。但靠着常识，你可以省略那些政治话语的噱头，删掉中央电视台的唾液和干燥的激情。也清空一堆一堆的统计数据。仅仅根据我试图阐述的这个《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1.0版，为自己身处的时代打分：
01
专制主义国家的军队一定要操正步。步子操得越正，步距越长，大腿和小腿成一直线，就越倾向于专制。越是民主国家的军队，步距越短，大腿是大腿，小腿是小腿，下操的姿势一般会让专制国家长大的孩子笑掉大牙。本条分值根据操正步的拉风程度，为1－5点。
02
只有专制主义国家，才有宣传部。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毛泽东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宣传部长。纳粹德国的戈培尔博士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部长，他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的妻子亲手毒杀了6个子女，因为她说“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中共的宣传部长朱厚泽是历史上最失败的宣传部长，因为已有异议人士提议他担任未来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焦国标说，谁最左谁当宣传部长。根据装疯卖左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3
只有专制国家，中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做集体广播体操。
根据体操姿势的丑陋程度，本条分值2－5分。
04
只有专制国家，要求未成年人宣誓加入政治团伙。未成年人缺乏行为能力，无论他们同意与否，与之发生性关系在刑法上都是强奸。未成年人也缺乏宣誓的能力，要求他们宣誓加入政治团伙，又算作什么呢。这是一种比对身体的凌辱更无耻的强奸行为。本条分值视被诱逼宣誓者的最低年龄，为5－10分。年龄越小，分值越大。
05
只有专制国家，才有全国统一高考。
根据统一的程度，分值2－5分。
06
只有专制国家的军队才设有元帅。因为元帅就是元首的意思。元首之外有元帅，意味着文官之上有军人。一个国家活着的元帅越多，就越专制。伟大的法兰西只有当它的元帅死光之后，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根据存活元帅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07
只有专制国家，政府在和平时期举行阅兵式。专制国家的军队历史，比政权的历史长。因为这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国家逻辑。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历史就是政权的历史，政权的生日就是军队的生日。在民主国家，军队不会恬不知耻地纪念它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恬不知耻的炫耀自己的把柄，说那玩意比文官政府的还长。
根据军队早于国家的历史，和自我炫耀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8
只有在专制国家，生孩子需要政府批准。也只有在专制国家，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土里安葬，要向政府缴钱。一生一死，被政府敲诈两次。
根据你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本条分值5－10分。
09
在专制国家，政府和立法总是为着限制老百姓，不是为着服务老百姓。所以政府与法律的名称通常具有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如教育部就是“不教育部”（不实行义务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就是“不准新闻出版总署”，宗教事务局就是“反对宗教事务局”。公安部就是“令公众不安部”，国安部就是“制造国家不安全部”。而《游行示威法》的意思就是《不准游行示威法》，《工会法》的意思就是《禁止成立工会法》。
依此类推，根据辩证色彩的强弱，本条分值5－10分。
10
只有专制国家，才有户籍制度。只有在专制国家，公民不能自由迁徙。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生育，也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旅游。根据中国的《不准游行示威法》，公民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异地参加游行示威。
同样道理。所谓“港澳自由行”就是港澳不自由行。所谓“暂住证”就是不准暂住证。
根据你想去某地的饥渴程度，本条分值2－5分。
11
在民主国家，警察和将军是两个行当。在专制国家，有一种警察叫少将警察或中将警察。民主国家的军队，主要对付外敌，所以军区与地方政权的区划一定不一致。专制国家的军队主要用来对付人民，所以军区和行政区划一定是严格一致的。军区与省区一致，意味着军队就等于内务部队。
根据军区与行政区划的一致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12
专制国家用死刑来论证合法性，民主国家用赦免来体现合法性。越专制的国家，死刑越多。根据下面三个论衡标准，本条分值5－10分：
一、越专制的国家，越缺乏赦免制度。5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刑事犯的，可称为极权国家。2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犯人的，可称为后极权主义国家。
二、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的间隔，拖得越长的国家越民主。等得越短的越专制。1周至半年以内执行死刑的，属于转型国家。1周以内执行的，基本上还处在专制时代。反人类的萨达姆从判决到执行，耽误了4天。杀人犯邱兴华，上午9：41分读完判决书，10：10枪决完毕，误工不超过半小时，堪称专制主义的一次急性发作。
三、只有专制国家，倾向于用杀人保护财产。财产犯罪上适用死刑越多的国家，就越专制。如根据中国的刑法，你敢杀大熊猫，政府就敢杀你。
13
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把劳动视为公民的义务。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认为公民没有罢工的权利。
本条分值2－5分。
14
民主国家的驻外使馆，大多都没有围墙。专制国家的驻外使馆，一定有围墙。如在堪培拉，你只能找到两个有钢筋混泥土围墙的地方，一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府，二是中国的大使馆。
根据驻外使馆的围墙及建筑材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15
除了军队以外，一个机构人越多就越不重要。所以专制国家的特点是议会规模巨大。麦迪逊说，国家无论大小，议会也不应超过500人左右，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讨论。如果达到3000人，里面只可能是一群流氓。500人是民主国家，500到1000之间，是比较民主的国家。专制国家的议会通常超过1000人以上。超出越多就越专制，本条分值5－10分。
16
专制国家喜欢搜集人民的隐私，对你的性别、身高、籍贯、种族、信仰或政治面貌，离异还是单身、祖宗三代有没有关管杀、是否携带乙肝病毒，以及双乳是否对称都特别感兴趣。根据你在各种表格上，必须向政府交待的上述事项的多少，超过3项的，属于疑似专制国家，超过5项的，基本可以确诊。本条分值2－5分。
17
通常在专制国家，法官的穿着像警察，警察的穿着像保安。观察这三种职业的制服，差异越大越民主，越难以区分的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8
民主国家由文官担任国防部长，专制国家由军人担任国防部长。
根据国防部长的军衔高低，越高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9
凡是民主国家的宪法，里面都找不到一个人名。凡是专制国家的宪法，里面一定会有人名。出现一个人名的，是极权国家，出现两个人名的，是后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三个以上人名的，是快要垮台的专制国家。本条分值5－10分。
20
只有在专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是两个分开的职位。只有在专制国家，最高统帅的职位，没有任期限制。本条合并计算，分值5－10分。
21
在民主国家，政府给妓女发放避孕套。在专制国家，政府给公务员发放避孕套。
根据避孕套质量和被截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22
民主国家的城市，街道基本上都是弯的。专制国家的街道，基本上都是直的。在民主国家，发现两个城市有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专制国家，发现任意两个城市，都能找到至少一个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恐怖的事。凡相同街名超过3个的，属于比较专制。根据你所在城市，弯曲的街道变得越来越少的程度，以及同一街名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23
民主国家的钞票上，印两个以上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只印一个人的肖像。君王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活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死人的肖像。
本条分值2－5分。
24
只有在专制国家，网上播放DV作品需要政府批准。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部国际获奖的电影禁止公映。根据不批准和不公映的影片数量，本条分值2－5分。
25
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的得主被关押，或在外流亡。如中国有高行健和达赖喇嘛，缅甸有昂山素季。根据流亡或被关押的得主人数，本条分值5－10分。
26
只有专制国家，才给一部分诗人和小说家发固定工资。只有在专制国家，作家挣不到稿费的时候，决定上街乞讨。只有在专制国家，领导人的稿费收入，比所有写字的知识分子都高。
本条合并衡量，分值2－5分。
27
在民主国家，一切无主的遗失物、抛弃物和埋藏物，都归拾得者所有。在专制国家，一切无主财物都归国家所有。《圣经》中的律法说，收获时不要“割尽田角”，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礼记》中也说，“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但在专制国家，你敢留在田里不要的，法律上就属于国家。
根据被国家抢走的财产多少，本条分值2－10分。
27
凡是首都的中心广场，能容纳10万人以下的，多为古典的民主国家，容纳量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多为现代民主国家。容量一旦超过100万，多半是法西斯登堂入室的信号。根据超出量，本条分值2－5分。
28
在专制国家，是人一辈子至少要写3回检讨书，或3份以上政治思想汇报。根据你已写的和可预期的写作配额，本条分值2－10分。
29
只有在专制国家，出版书籍需要政府批准。只有专制国家，书籍出版有配额限制。只有在专制国家，你无法在书店里买到一本《圣经》。
根据管制的严格和地下出版的活跃，本条分值5－10分。
请注意，本文是一个免费的和共享的个人测试版。欢迎个人用户提供意见，有助于作者推出2.0、3.0、XP等更高版本。未经作者许可，严禁政府、政党、社团及一切官方机构下载使用。18岁以下未成年人浏览此版本，应有家长陪同。共产党员使用此版本，应由上级党组织提供辅导。
请亲自测试，得出“专制政权王氏指数”，此版本的总分值220分。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建议在结婚、生育、入党、退党、择业等人生重大决策前做一次。强烈建议在投资超过30万人民币的项目之前做一次。
如果指数在20点以下，你睡觉时又觉得热，可以不关门。
如果指数在50点以下，关门之后可以放心睡觉，注意慎言慎行，有空读读于丹的《论语》心得，提高自身修养。
如果指数超过70点，建议对个人生活重新拟定计划，反思子女的教育问题。最好在外资保险公司买有保险，将金融资产转移为外汇。建议有勇气的人士起而行道，为妻儿老小计，努力推动社会改良。没有条件的，也可效仿部分体制内官员，将资产和妻儿逐步移往与本国没有签署引渡条款的国家。
如果指数超过100点，建议以最快的速度关闭电脑，准备移民。
如果指数达到150点，请退掉国际航班。这就是你的国家，这就是你的世代。请铁下心来，背起你的十字架，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受捆绑的人同捆绑吧。
如果指数达到200点，“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吧。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你若失去了盼望，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就失去了意义，作者这个测试版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市场。
（在本测试版影响下的个人抉择，作者一概不负法律责任。因此特别提示：专制有害健康，测试亦有风险，使用请慎重。——2007年1月17日于成都大学“如何识别专制政权”自费课题组）
阅读全文...
近半个世纪以来，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变得越发困难。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专制，连金正日都不会。像毛泽东那样直说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刚硬的专制主义者已经绝迹了。领袖披上各种现代或后现代的LOGO，纷纷伪称是“羊的门”，要羊们为它舍命。它们用自己的生日为国库设置密码，却宣称自己是共和国。他们一生最大的恐惧就是在投票中拿不到足够的多数（林彪评价毛泽东），但还是硬着头皮在荷枪实弹的护卫下，召开议会。它们派出解放军战士到大礼堂占位子，却有脸说那是人民代表大会。它们在宪法中排列出唯恐比别人少的人权条款，也学会了打高尔夫、弹夏威夷吉他或在电视镜头前哽咽。
这一切对羔羊们的智力与灵性，构成了挑战。以致许多人患上专制创伤后遗症，对真正的信仰满怀恐惧。我们被别人顶替惯了，代表惯了，叫唤惯了。我们听到在上者一句哽咽的话，就忍不住要哽咽一辈子。人家忙着数钱，忘了抬头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自由化。人家躲在背后不吭声的时候，我们以为政治民主就快临盆了。我们就像朝三暮四的猴子，对专制主义花样翻新的行为、装置和发型，都还没来得及养成条件反射。于是大家喋喋不休，试着为各种专制政权的异形命名。哈维尔观察捷克的意识形态衰微，说是“后极权社会”，余世存体会当代的政治紧缩，称为“次法西斯时代”。林兹承认西班牙模式有限的政治多元，提出“威权体制”，后人萧功秦便以“新威权主义”为今上命名。另有人称“江山制”云云，称“集体世袭制”尔尔。也有称“后党国时代”，称“寡头政体”的，不一而足。
为今日的专制政权命名，实在是“名可名，非常名”。但识别一个专制政权还是简单得多。我们有血有肉，主要靠常识。我们知道生活中到底哪些看得见的事物让我们堵得慌，让我们明知受损害和受凌辱，却知道这种损害无法被法律量化，被人民看见。因为法律女神蒙上了另一只眼。但靠着常识，你可以省略那些政治话语的噱头，删掉中央电视台的唾液和干燥的激情。也清空一堆一堆的统计数据。仅仅根据我试图阐述的这个《如何识别一个专制政权》1.0版，为自己身处的时代打分：
01
专制主义国家的军队一定要操正步。步子操得越正，步距越长，大腿和小腿成一直线，就越倾向于专制。越是民主国家的军队，步距越短，大腿是大腿，小腿是小腿，下操的姿势一般会让专制国家长大的孩子笑掉大牙。本条分值根据操正步的拉风程度，为1－5点。
02
只有专制主义国家，才有宣传部。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毛泽东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宣传部长。纳粹德国的戈培尔博士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部长，他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的妻子亲手毒杀了6个子女，因为她说“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中共的宣传部长朱厚泽是历史上最失败的宣传部长，因为已有异议人士提议他担任未来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焦国标说，谁最左谁当宣传部长。根据装疯卖左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3
只有专制国家，中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做集体广播体操。
根据体操姿势的丑陋程度，本条分值2－5分。
04
只有专制国家，要求未成年人宣誓加入政治团伙。未成年人缺乏行为能力，无论他们同意与否，与之发生性关系在刑法上都是强奸。未成年人也缺乏宣誓的能力，要求他们宣誓加入政治团伙，又算作什么呢。这是一种比对身体的凌辱更无耻的强奸行为。本条分值视被诱逼宣誓者的最低年龄，为5－10分。年龄越小，分值越大。
05
只有专制国家，才有全国统一高考。
根据统一的程度，分值2－5分。
06
只有专制国家的军队才设有元帅。因为元帅就是元首的意思。元首之外有元帅，意味着文官之上有军人。一个国家活着的元帅越多，就越专制。伟大的法兰西只有当它的元帅死光之后，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根据存活元帅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07
只有专制国家，政府在和平时期举行阅兵式。专制国家的军队历史，比政权的历史长。因为这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国家逻辑。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历史就是政权的历史，政权的生日就是军队的生日。在民主国家，军队不会恬不知耻地纪念它自己的生日。更不会恬不知耻的炫耀自己的把柄，说那玩意比文官政府的还长。
根据军队早于国家的历史，和自我炫耀的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08
只有在专制国家，生孩子需要政府批准。也只有在专制国家，把死去的亲人埋在土里安葬，要向政府缴钱。一生一死，被政府敲诈两次。
根据你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本条分值5－10分。
09
在专制国家，政府和立法总是为着限制老百姓，不是为着服务老百姓。所以政府与法律的名称通常具有自我否定的辩证关系。如教育部就是“不教育部”（不实行义务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就是“不准新闻出版总署”，宗教事务局就是“反对宗教事务局”。公安部就是“令公众不安部”，国安部就是“制造国家不安全部”。而《游行示威法》的意思就是《不准游行示威法》，《工会法》的意思就是《禁止成立工会法》。
依此类推，根据辩证色彩的强弱，本条分值5－10分。
10
只有专制国家，才有户籍制度。只有在专制国家，公民不能自由迁徙。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生育，也不能随便去另一个地方旅游。根据中国的《不准游行示威法》，公民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异地参加游行示威。
同样道理。所谓“港澳自由行”就是港澳不自由行。所谓“暂住证”就是不准暂住证。
根据你想去某地的饥渴程度，本条分值2－5分。
11
在民主国家，警察和将军是两个行当。在专制国家，有一种警察叫少将警察或中将警察。民主国家的军队，主要对付外敌，所以军区与地方政权的区划一定不一致。专制国家的军队主要用来对付人民，所以军区和行政区划一定是严格一致的。军区与省区一致，意味着军队就等于内务部队。
根据军区与行政区划的一致程度，本条分值5－10分。
12
专制国家用死刑来论证合法性，民主国家用赦免来体现合法性。越专制的国家，死刑越多。根据下面三个论衡标准，本条分值5－10分：
一、越专制的国家，越缺乏赦免制度。5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刑事犯的，可称为极权国家。20年内没有赦免过一个犯人的，可称为后极权主义国家。
二、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之间的间隔，拖得越长的国家越民主。等得越短的越专制。1周至半年以内执行死刑的，属于转型国家。1周以内执行的，基本上还处在专制时代。反人类的萨达姆从判决到执行，耽误了4天。杀人犯邱兴华，上午9：41分读完判决书，10：10枪决完毕，误工不超过半小时，堪称专制主义的一次急性发作。
三、只有专制国家，倾向于用杀人保护财产。财产犯罪上适用死刑越多的国家，就越专制。如根据中国的刑法，你敢杀大熊猫，政府就敢杀你。
13
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把劳动视为公民的义务。只有专制国家的宪法，认为公民没有罢工的权利。
本条分值2－5分。
14
民主国家的驻外使馆，大多都没有围墙。专制国家的驻外使馆，一定有围墙。如在堪培拉，你只能找到两个有钢筋混泥土围墙的地方，一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府，二是中国的大使馆。
根据驻外使馆的围墙及建筑材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15
除了军队以外，一个机构人越多就越不重要。所以专制国家的特点是议会规模巨大。麦迪逊说，国家无论大小，议会也不应超过500人左右，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讨论。如果达到3000人，里面只可能是一群流氓。500人是民主国家，500到1000之间，是比较民主的国家。专制国家的议会通常超过1000人以上。超出越多就越专制，本条分值5－10分。
16
专制国家喜欢搜集人民的隐私，对你的性别、身高、籍贯、种族、信仰或政治面貌，离异还是单身、祖宗三代有没有关管杀、是否携带乙肝病毒，以及双乳是否对称都特别感兴趣。根据你在各种表格上，必须向政府交待的上述事项的多少，超过3项的，属于疑似专制国家，超过5项的，基本可以确诊。本条分值2－5分。
17
通常在专制国家，法官的穿着像警察，警察的穿着像保安。观察这三种职业的制服，差异越大越民主，越难以区分的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8
民主国家由文官担任国防部长，专制国家由军人担任国防部长。
根据国防部长的军衔高低，越高越专制，本条分值2－5分。
19
凡是民主国家的宪法，里面都找不到一个人名。凡是专制国家的宪法，里面一定会有人名。出现一个人名的，是极权国家，出现两个人名的，是后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三个以上人名的，是快要垮台的专制国家。本条分值5－10分。
20
只有在专制国家，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是两个分开的职位。只有在专制国家，最高统帅的职位，没有任期限制。本条合并计算，分值5－10分。
21
在民主国家，政府给妓女发放避孕套。在专制国家，政府给公务员发放避孕套。
根据避孕套质量和被截留的情况，本条分值2－5分。
22
民主国家的城市，街道基本上都是弯的。专制国家的街道，基本上都是直的。在民主国家，发现两个城市有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专制国家，发现任意两个城市，都能找到至少一个相同的街名，是一件恐怖的事。凡相同街名超过3个的，属于比较专制。根据你所在城市，弯曲的街道变得越来越少的程度，以及同一街名的多寡，本条分值2－5分。
23
民主国家的钞票上，印两个以上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只印一个人的肖像。君王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活人的肖像。专制国家的钞票上，通常只印一个死人的肖像。
本条分值2－5分。
24
只有在专制国家，网上播放DV作品需要政府批准。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部国际获奖的电影禁止公映。根据不批准和不公映的影片数量，本条分值2－5分。
25
凡是专制国家，至少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或和平奖的得主被关押，或在外流亡。如中国有高行健和达赖喇嘛，缅甸有昂山素季。根据流亡或被关押的得主人数，本条分值5－10分。
26
只有专制国家，才给一部分诗人和小说家发固定工资。只有在专制国家，作家挣不到稿费的时候，决定上街乞讨。只有在专制国家，领导人的稿费收入，比所有写字的知识分子都高。
本条合并衡量，分值2－5分。
27
在民主国家，一切无主的遗失物、抛弃物和埋藏物，都归拾得者所有。在专制国家，一切无主财物都归国家所有。《圣经》中的律法说，收获时不要“割尽田角”，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礼记》中也说，“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但在专制国家，你敢留在田里不要的，法律上就属于国家。
根据被国家抢走的财产多少，本条分值2－10分。
27
凡是首都的中心广场，能容纳10万人以下的，多为古典的民主国家，容纳量在10万到100万之间的，多为现代民主国家。容量一旦超过100万，多半是法西斯登堂入室的信号。根据超出量，本条分值2－5分。
28
在专制国家，是人一辈子至少要写3回检讨书，或3份以上政治思想汇报。根据你已写的和可预期的写作配额，本条分值2－10分。
29
只有在专制国家，出版书籍需要政府批准。只有专制国家，书籍出版有配额限制。只有在专制国家，你无法在书店里买到一本《圣经》。
根据管制的严格和地下出版的活跃，本条分值5－10分。
请注意，本文是一个免费的和共享的个人测试版。欢迎个人用户提供意见，有助于作者推出2.0、3.0、XP等更高版本。未经作者许可，严禁政府、政党、社团及一切官方机构下载使用。18岁以下未成年人浏览此版本，应有家长陪同。共产党员使用此版本，应由上级党组织提供辅导。
请亲自测试，得出“专制政权王氏指数”，此版本的总分值220分。建议每半年做一次，建议在结婚、生育、入党、退党、择业等人生重大决策前做一次。强烈建议在投资超过30万人民币的项目之前做一次。
如果指数在20点以下，你睡觉时又觉得热，可以不关门。
如果指数在50点以下，关门之后可以放心睡觉，注意慎言慎行，有空读读于丹的《论语》心得，提高自身修养。
如果指数超过70点，建议对个人生活重新拟定计划，反思子女的教育问题。最好在外资保险公司买有保险，将金融资产转移为外汇。建议有勇气的人士起而行道，为妻儿老小计，努力推动社会改良。没有条件的，也可效仿部分体制内官员，将资产和妻儿逐步移往与本国没有签署引渡条款的国家。
如果指数超过100点，建议以最快的速度关闭电脑，准备移民。
如果指数达到150点，请退掉国际航班。这就是你的国家，这就是你的世代。请铁下心来，背起你的十字架，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受捆绑的人同捆绑吧。
如果指数达到200点，“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吧。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你若失去了盼望，识别一个专制政权就失去了意义，作者这个测试版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市场。
（在本测试版影响下的个人抉择，作者一概不负法律责任。因此特别提示：专制有害健康，测试亦有风险，使用请慎重。——2007年1月17日于成都大学“如何识别专制政权”自费课题组）
阅读全文...
秋风:钉子户的法律困境
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如果最终能够保住自己的房子，那是他们家运气好；如果自家的房子在法院批准的推土机下化为尘土，那只不过是他们家以及所有面对拆迁的家庭的必然命运而已。
人们天天谈论“拆迁”，仔细想来，“拆迁”绝对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只有在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只有在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政府对公共利益存在严重理解偏差的情况下，才会有拆迁这么一档子事。
为说明问题，不妨设想一下正常状态下的情形。此处所谓“正常”，即自家的房屋建筑在自家享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政府要建某项必要的公共设施，政府也须请涉及到的人家进行交易。假定那家人就是不愿交易，政府只能上法庭请法官来判断，该项目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是否重要到足以让个人让步的程度。当然，即使让步，交易价款也绝不可低于市场交易价。
假定开发者是商业开发商，假定我不愿意搬家，那根本就不需要讨价还价，也不用去法院。因为，拒绝交易的权利，本来就是产权的一项基本内容。进一步说，假定开发商在吴苹家四周建起商业楼，吴苹还可以回过头来要求开发商为其留出进出自己家门的通道，这种通行权主张必然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在这种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拆迁的事情。因为，任何房屋及其土地归根到底都属于某个人，该人为了确保自己便利、舒适，或为确保其资本价值，必然会随时翻建房屋。法律也会要求，土地与房屋所有者不得令房屋处于危险状态。因而，城市房屋始终处于自然更新进程中，而根本不可能成片破败到中国某些城市那样的地步——即使破败，政府也不可强制改造。
反之，在中国，城市土地在法律上被宣告为国有，因而，市民最多只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及有期限的土地建设使用权。拆迁作为政府改造城市的一种基本形态，就是以此为依据的。政府在城市地面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行使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这种权利被城市政府认为是绝对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城市规划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这种城市规划权源于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中国的城市规划不是公共性质的城市管理规划，而是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商业规划。这样的规划具有绝对强制力，比如，北京一旦规定作为高科技区的中关村不得建设住宅，就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政府在批地的时候只要不把土地转让给住宅开发商即可。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城市改造的主体当然只能是政府。以前有相当长时间，拆迁都由政府直接组织。现在政府把拆迁活动交给开发商，其前提当然是，政府把该地块的建设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而这一转让决定，与现在居于该片土地上的居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不过是这片土地上的临时居住者。
因而，按照目前的法律关系，拆迁户是政府与开发商的交易过程中多余的负担。拆迁户所获得的不是交易价款，而是“补偿”，因为拆迁户根本就不是土地交易的主体，开发商是向政府而不是向居民买地。由此不难理解，在拆迁的几乎所有环节，政府总是站在开发商一边，原因很简单：政府已经拿了开发商的钱，就有义务向开发商交货——政府倒也知道遵守商业逻辑，而交货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居民赶走清场。因此，钉子户在进行了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后，通常怏怏然离去。即使获得较高补偿，也是政府让开发商掏的一笔社会稳定费，而非交易价款。
拆迁户之所以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处于权利匮乏境地，根源有二：第一，近代中国法学无视中国传统法律智慧，盲目继受欧洲民法传统，片面强调所有权的重要性，一直到目前的《物权法》，仍然围着所有权打转。依据这种法律理论，所有权持有人对次级土地权利持有人具有压倒优势，拆迁户作为房屋所有者，根本没有资格抗辩土地所有人的主张。第二，政府又错误地把城市土地国有这一政治性概念，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民事法律权利，因而在涉及土地的事务中，政府是以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土地的所有权与政府的权力合二为一，其结果当然是把拆迁变成城市一大问题。
要让城市恢复常态，出路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应当把城市土地国有仅视为一个政治概念，法律界也应当面对现实，把民众对土地那些次级权利，发展成为可以对抗所有权的权利。
阅读全文...
人们天天谈论“拆迁”，仔细想来，“拆迁”绝对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只有在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只有在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政府对公共利益存在严重理解偏差的情况下，才会有拆迁这么一档子事。
为说明问题，不妨设想一下正常状态下的情形。此处所谓“正常”，即自家的房屋建筑在自家享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政府要建某项必要的公共设施，政府也须请涉及到的人家进行交易。假定那家人就是不愿交易，政府只能上法庭请法官来判断，该项目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是否重要到足以让个人让步的程度。当然，即使让步，交易价款也绝不可低于市场交易价。
假定开发者是商业开发商，假定我不愿意搬家，那根本就不需要讨价还价，也不用去法院。因为，拒绝交易的权利，本来就是产权的一项基本内容。进一步说，假定开发商在吴苹家四周建起商业楼，吴苹还可以回过头来要求开发商为其留出进出自己家门的通道，这种通行权主张必然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在这种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拆迁的事情。因为，任何房屋及其土地归根到底都属于某个人，该人为了确保自己便利、舒适，或为确保其资本价值，必然会随时翻建房屋。法律也会要求，土地与房屋所有者不得令房屋处于危险状态。因而，城市房屋始终处于自然更新进程中，而根本不可能成片破败到中国某些城市那样的地步——即使破败，政府也不可强制改造。
反之，在中国，城市土地在法律上被宣告为国有，因而，市民最多只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及有期限的土地建设使用权。拆迁作为政府改造城市的一种基本形态，就是以此为依据的。政府在城市地面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行使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这种权利被城市政府认为是绝对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城市规划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这种城市规划权源于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中国的城市规划不是公共性质的城市管理规划，而是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商业规划。这样的规划具有绝对强制力，比如，北京一旦规定作为高科技区的中关村不得建设住宅，就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政府在批地的时候只要不把土地转让给住宅开发商即可。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城市改造的主体当然只能是政府。以前有相当长时间，拆迁都由政府直接组织。现在政府把拆迁活动交给开发商，其前提当然是，政府把该地块的建设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而这一转让决定，与现在居于该片土地上的居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不过是这片土地上的临时居住者。
因而，按照目前的法律关系，拆迁户是政府与开发商的交易过程中多余的负担。拆迁户所获得的不是交易价款，而是“补偿”，因为拆迁户根本就不是土地交易的主体，开发商是向政府而不是向居民买地。由此不难理解，在拆迁的几乎所有环节，政府总是站在开发商一边，原因很简单：政府已经拿了开发商的钱，就有义务向开发商交货——政府倒也知道遵守商业逻辑，而交货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居民赶走清场。因此，钉子户在进行了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后，通常怏怏然离去。即使获得较高补偿，也是政府让开发商掏的一笔社会稳定费，而非交易价款。
拆迁户之所以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处于权利匮乏境地，根源有二：第一，近代中国法学无视中国传统法律智慧，盲目继受欧洲民法传统，片面强调所有权的重要性，一直到目前的《物权法》，仍然围着所有权打转。依据这种法律理论，所有权持有人对次级土地权利持有人具有压倒优势，拆迁户作为房屋所有者，根本没有资格抗辩土地所有人的主张。第二，政府又错误地把城市土地国有这一政治性概念，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民事法律权利，因而在涉及土地的事务中，政府是以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土地的所有权与政府的权力合二为一，其结果当然是把拆迁变成城市一大问题。
要让城市恢复常态，出路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应当把城市土地国有仅视为一个政治概念，法律界也应当面对现实，把民众对土地那些次级权利，发展成为可以对抗所有权的权利。
阅读全文...
2007年4月4日星期三
一个德国“钉子户”的故事(转载)
郭宇宽 《改革内参》2004年第7期
那位老兄可不是一个有妇人之仁的小脚色，他是威廉一世，号称“军人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官镜厅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拥立为德国皇帝，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他的助手就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现在德国街头还有他骑着青铜战马的塑像。
当年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用伟人们惯有的动作，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正欲掐腰感慨江山如此多娇，他的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如此不合时宜的“违章建筑”，让这位领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的子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房。
不料，这个磨坊主觉悟非常低，丝毫不顾全大局；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一点不把“市政规划”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的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极了，100多年以后波茨坦公告都是在这里签的。可这个老汉始终软硬不吃。
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终于威廉“龙颜”震怒，派警卫人员把磨坊给拆了。
有趣的是，这个钉子户拆迁时倒很配合，展现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既没有哭天喊地，满地打滚，也没有把汽油倒在身上威胁要自焚。他袖手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首脑，我德国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讼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重新把那磨房盖起来，以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本来是想办件好事，现在比窦娥还要冤。而那个刁民此时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被遣送拘留的危险，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国际友人来访，他天天心安理得磨他的面粉。
后来威廉一世和那个磨房主都“驾崩”了，轮到小磨房主想进城，希望把磨房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但他不知第二代领导人对这个磨房感不感兴趣，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我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阅读全文...
那位老兄可不是一个有妇人之仁的小脚色，他是威廉一世，号称“军人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官镜厅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拥立为德国皇帝，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他的助手就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现在德国街头还有他骑着青铜战马的塑像。
当年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用伟人们惯有的动作，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正欲掐腰感慨江山如此多娇，他的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如此不合时宜的“违章建筑”，让这位领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的子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房。
不料，这个磨坊主觉悟非常低，丝毫不顾全大局；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一点不把“市政规划”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的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极了，100多年以后波茨坦公告都是在这里签的。可这个老汉始终软硬不吃。
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终于威廉“龙颜”震怒，派警卫人员把磨坊给拆了。
有趣的是，这个钉子户拆迁时倒很配合，展现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既没有哭天喊地，满地打滚，也没有把汽油倒在身上威胁要自焚。他袖手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首脑，我德国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讼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重新把那磨房盖起来，以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本来是想办件好事，现在比窦娥还要冤。而那个刁民此时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被遣送拘留的危险，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国际友人来访，他天天心安理得磨他的面粉。
后来威廉一世和那个磨房主都“驾崩”了，轮到小磨房主想进城，希望把磨房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但他不知第二代领导人对这个磨房感不感兴趣，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我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阅读全文...
2007年4月2日星期一
爆一爆国家机关里的内幕
看到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削尖了脑袋要钻进国家机关里当公务员，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这帮小兄弟、小姑娘知道机关里面什么样吗？进去了知道怎么混吗？那地方值得让你付出如此美好的年华吗？我不忍心看着这么多人像我当年一样的“犯傻”，所以挑灯夜战，为的是让“机关发烧友”退退烧。
我曾经也以为，国家机关工作不累，收入有保障，看病是公费医疗，养老是高额退休金，工作既体面又实惠。现在回头看看，这些都没想错，但是之所以让我离开机关，是因为有好多东西我们在刚毕业时看不到、想不到。
大部分机关的工作是简单的，对于智商正常、没有家族遗传病的适龄青年，基本都能胜任这类工作，现在不是连艾滋病、乙肝都能报考公务员了吗？看来进入的门槛很低，门槛低就是证明这工作不值钱，那为什么一般人进不去呢？因为进入机关工作的很多都是“关系户”的子女，你们家要是三代贫农，八杆子打不着一个当官的亲戚，你当公务员的梦想就破灭了一大半了，要是再没点运气，你还想进机关工作？快洗洗睡吧。
等你进去了，迎接你的就是每天写写材料、开开会议、查查管片、聊聊闲天、喝喝小酒，逢月底向上级汇报汇报工作，逢年底向领导交流交流思想，充其量也就这么多。但即便如此，工作还是很累心的，干好它并不是十分容易。
写材料，不能肆无忌惮随便写，首先要把处室里的工作尽可能的写全、写大，凡事能够上纲上线一律要上，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解决群众纠纷必须称之为化解社会矛盾，集体看场电影也要归拢到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其次要敢于克隆、善于克隆，处里所有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心得无一例外从课本中大面积摘抄，翻阅历年的全年工作总结，除了数字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以外，文章开头、结尾、整体结构，怎么看怎么像孪生兄弟。这还不算什么，有位老兄执行完任务之后写信息，拿过协同执行任务的其他处室同事的信息加以修改润色。（就他那文化水平还润色？还真把自己当画家了。）当他觉得润色润得看不出抄袭痕迹的时候，得意洋洋的把信息发到了局领导的信箱，可惜造物弄人，他忘记了改落款，于是，别的处室莫名其妙的上报了两篇信息，我们等同于没去执行任务，这哥们多仗义啊！
开会也有讲究，建议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了会议室不要乱放你的屁股，搞清楚你该坐在哪个位置，坐在大领导旁边绝对不行，因为那个位子属于小领导；坐在大领导对面也不好，容易增添对立情绪；离领导近了，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马屁精；离领导远了，无法在领导心中留下印象，要是你一点印象都没给领导留下，可千万不能责怪领导眼神不好，只能怪你不会为官做人，长此以往，一批批的领导都记不住你，你到退休也只能是个小干部，拿你的科员退休金去吧！还有，有些拍马屁的低级选手貌似很懂事，坐在暖壶边上，隔一刻钟站起来给各位领导倒一次水，其实这是最缺心眼的表现。有人做过心理研究：当领导讲话时，他的权威在这个特定场合得到施展，他会不自觉催发出来一种因演讲而产生的表现欲，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会在意究竟是谁给他倒水，或者说，他已经把倒水看作是一种自然行为，他已进入表演时间，只会注重的是自己的讲话。倒水者费力不讨好，没有在领导心中留下什么印象，反而把自己暴露给全体干部，仿佛在说：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高级别的选手往往拍马屁于无形，面似跟领导吵架都能博得领导的好感，给人一种认真工作的感觉，这才是高手。
继续说开会的事，诸位落座后，你最好拿只笔、拿个本作记录，虽说领导大部分时间都是官话、车轱辘话、废话，但你也要严谨的记笔记，只可惜了那些用公款买来的笔和本。如果哪位公务员不信，拿出你们的会议记录本看看，究竟上面有多少有用的东西？我告诉你，99%的会议记录都是垃圾，摆摆样子哄哄领导而已，还剩的1%有用的东西，我指的是写过字的本可以回收再利用，仅此而已。作笔记时最好时而用眼神与领导交流，时而故作沉思状以表示正在认真思考，当领导“高贵”的目光长时间“宠幸”于你时，记住，一定要点头称是，装孙子就要装得像，装得不像怎么“进步”啊？
有些职能部门是需要外出巡查的，其中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警察没准能碰上通缉犯，工商也许遇到气势汹汹拿着剁肉刀的屠夫正在卖注水肉，城管也时常和暴力抗法的无照商贩搏斗，你说你愿意干哪一行？哪种情况都有殉职的可能性。所以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多不要往前凑，人少不要留后。这话好像是以前一部香港电影里的对白，管它呢，就是这么回事，个人意见——很经典。
机关里最常见的消磨时光运动就是聊天了，工作量实在没有那么多，那些天天忙的人只能证明他们工作能力低下，咱们这些不“低下”的，解闷的方法只剩下和周围同事聊天了。聊天也有技巧，每个处室都有他们特定的讥讽对象，在你没搞清大家平常拿谁开涮之前，不要在办公室里开玩笑，弄不好被人记上仇。找到那个弱者之后，要坚决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边，不遗余力的笑话他、拿他开心，不要有一丝怜悯，因为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你不拿他当靶子，他不会感谢你，别人也不会觉得你善良，相反，大家都觉得你这人很“面”，不利于你树立自己的威信，有朝一日被那个弱者找到机会反戈一击来取笑，以后大家嘲讽、议论的对象没准就是你了。如果很不幸，你新来的处室把你当作茶余饭后的主要议论对象，你一定不要甘于现状，因为照老公务员的经验，机关里的那些弱者往往会与提干、涨工资、分房等等好事“绝缘”，所以，弱者是做不得的！立即找一个除你以外资历最浅的人实施攻击，拉拢其他同事，在那个人的名字、事迹、日常习惯中寻找可笑的突破口，加以攻击，并带上仅仅是开玩笑这个幌子，让他没有借口翻脸，他若翻脸就是不识逗，你就更可以拿这说事了。久而久之，你就解脱了。不要以为这条经验用不上，哪个机关里有秘密？哪个坐机关的人不是“长舌妇”？呆久了你就会知道谁的靠山是谁，谁家买了商品房，谁的孩子考上大学，甚至于谁的老婆和别人有“事”你都能知道，机关里这种事传得快着呢。
别以为办公室就是机关工作的全部，酒桌上才是考验干部是否称职的决定性场合。中层干部们的脸色是如此的“灰黄”，又灰又黄，不见血色的皮肤昭示着：他们的肝都不太好。怎么这么巧啊？这几位处长的肝都不好？多新鲜啊——喝少了谁升得上去啊！觥筹交错之中，嘴里说的全是屁话，借着酒劲数落你的不是，你还不能反驳，必须在别人面前无微不至的服侍早已喝醉的领导，给他倒酒，陪他上厕所。等到吃完饭，领导一个个开着小车就直奔洗浴中心了，第二天也没见谁酒后肇事撞死人。你说这帮孙子酒后连开车都能安全回家，上个厕所干吗让我跟着啊？
他们什么酒没喝过？说起茅台、五粮液一个个眉飞色舞的，说得在行着呢，可又有几次是他们自己掏钱喝酒？不是拿公款就是来办事的人请客。稍微有点级别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工资条上不比你多多少钱，可他们又有房子又有车，让我们这些每月还贷款的“房奴”着实羡慕不已。那么我们也想过上他们的日子，怎么办呢？最直接的方法——当官呗！
正是这种干部之间上级与下级的权利与收入的巨大落差，才更加滋养了官场不良风气的蔓延。
想当官是有志气的想法，古代圣贤都想当官为国出力；想过好日子是人类的本能，这也无可厚非。但若要你出卖自我的理想，违背从小父母老师所给你灌输的价值观去换取这一切，你愿意做吗？况且，又有多少人给别人当了一辈子的奴才，临退休才发现，自己就是一块别人用过的垫脚石。
阅读全文...
我曾经也以为，国家机关工作不累，收入有保障，看病是公费医疗，养老是高额退休金，工作既体面又实惠。现在回头看看，这些都没想错，但是之所以让我离开机关，是因为有好多东西我们在刚毕业时看不到、想不到。
大部分机关的工作是简单的，对于智商正常、没有家族遗传病的适龄青年，基本都能胜任这类工作，现在不是连艾滋病、乙肝都能报考公务员了吗？看来进入的门槛很低，门槛低就是证明这工作不值钱，那为什么一般人进不去呢？因为进入机关工作的很多都是“关系户”的子女，你们家要是三代贫农，八杆子打不着一个当官的亲戚，你当公务员的梦想就破灭了一大半了，要是再没点运气，你还想进机关工作？快洗洗睡吧。
等你进去了，迎接你的就是每天写写材料、开开会议、查查管片、聊聊闲天、喝喝小酒，逢月底向上级汇报汇报工作，逢年底向领导交流交流思想，充其量也就这么多。但即便如此，工作还是很累心的，干好它并不是十分容易。
写材料，不能肆无忌惮随便写，首先要把处室里的工作尽可能的写全、写大，凡事能够上纲上线一律要上，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上，解决群众纠纷必须称之为化解社会矛盾，集体看场电影也要归拢到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其次要敢于克隆、善于克隆，处里所有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学习心得无一例外从课本中大面积摘抄，翻阅历年的全年工作总结，除了数字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以外，文章开头、结尾、整体结构，怎么看怎么像孪生兄弟。这还不算什么，有位老兄执行完任务之后写信息，拿过协同执行任务的其他处室同事的信息加以修改润色。（就他那文化水平还润色？还真把自己当画家了。）当他觉得润色润得看不出抄袭痕迹的时候，得意洋洋的把信息发到了局领导的信箱，可惜造物弄人，他忘记了改落款，于是，别的处室莫名其妙的上报了两篇信息，我们等同于没去执行任务，这哥们多仗义啊！
开会也有讲究，建议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了会议室不要乱放你的屁股，搞清楚你该坐在哪个位置，坐在大领导旁边绝对不行，因为那个位子属于小领导；坐在大领导对面也不好，容易增添对立情绪；离领导近了，让别人觉得你是个马屁精；离领导远了，无法在领导心中留下印象，要是你一点印象都没给领导留下，可千万不能责怪领导眼神不好，只能怪你不会为官做人，长此以往，一批批的领导都记不住你，你到退休也只能是个小干部，拿你的科员退休金去吧！还有，有些拍马屁的低级选手貌似很懂事，坐在暖壶边上，隔一刻钟站起来给各位领导倒一次水，其实这是最缺心眼的表现。有人做过心理研究：当领导讲话时，他的权威在这个特定场合得到施展，他会不自觉催发出来一种因演讲而产生的表现欲，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不会在意究竟是谁给他倒水，或者说，他已经把倒水看作是一种自然行为，他已进入表演时间，只会注重的是自己的讲话。倒水者费力不讨好，没有在领导心中留下什么印象，反而把自己暴露给全体干部，仿佛在说：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高级别的选手往往拍马屁于无形，面似跟领导吵架都能博得领导的好感，给人一种认真工作的感觉，这才是高手。
继续说开会的事，诸位落座后，你最好拿只笔、拿个本作记录，虽说领导大部分时间都是官话、车轱辘话、废话，但你也要严谨的记笔记，只可惜了那些用公款买来的笔和本。如果哪位公务员不信，拿出你们的会议记录本看看，究竟上面有多少有用的东西？我告诉你，99%的会议记录都是垃圾，摆摆样子哄哄领导而已，还剩的1%有用的东西，我指的是写过字的本可以回收再利用，仅此而已。作笔记时最好时而用眼神与领导交流，时而故作沉思状以表示正在认真思考，当领导“高贵”的目光长时间“宠幸”于你时，记住，一定要点头称是，装孙子就要装得像，装得不像怎么“进步”啊？
有些职能部门是需要外出巡查的，其中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警察没准能碰上通缉犯，工商也许遇到气势汹汹拿着剁肉刀的屠夫正在卖注水肉，城管也时常和暴力抗法的无照商贩搏斗，你说你愿意干哪一行？哪种情况都有殉职的可能性。所以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人多不要往前凑，人少不要留后。这话好像是以前一部香港电影里的对白，管它呢，就是这么回事，个人意见——很经典。
机关里最常见的消磨时光运动就是聊天了，工作量实在没有那么多，那些天天忙的人只能证明他们工作能力低下，咱们这些不“低下”的，解闷的方法只剩下和周围同事聊天了。聊天也有技巧，每个处室都有他们特定的讥讽对象，在你没搞清大家平常拿谁开涮之前，不要在办公室里开玩笑，弄不好被人记上仇。找到那个弱者之后，要坚决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边，不遗余力的笑话他、拿他开心，不要有一丝怜悯，因为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你不拿他当靶子，他不会感谢你，别人也不会觉得你善良，相反，大家都觉得你这人很“面”，不利于你树立自己的威信，有朝一日被那个弱者找到机会反戈一击来取笑，以后大家嘲讽、议论的对象没准就是你了。如果很不幸，你新来的处室把你当作茶余饭后的主要议论对象，你一定不要甘于现状，因为照老公务员的经验，机关里的那些弱者往往会与提干、涨工资、分房等等好事“绝缘”，所以，弱者是做不得的！立即找一个除你以外资历最浅的人实施攻击，拉拢其他同事，在那个人的名字、事迹、日常习惯中寻找可笑的突破口，加以攻击，并带上仅仅是开玩笑这个幌子，让他没有借口翻脸，他若翻脸就是不识逗，你就更可以拿这说事了。久而久之，你就解脱了。不要以为这条经验用不上，哪个机关里有秘密？哪个坐机关的人不是“长舌妇”？呆久了你就会知道谁的靠山是谁，谁家买了商品房，谁的孩子考上大学，甚至于谁的老婆和别人有“事”你都能知道，机关里这种事传得快着呢。
别以为办公室就是机关工作的全部，酒桌上才是考验干部是否称职的决定性场合。中层干部们的脸色是如此的“灰黄”，又灰又黄，不见血色的皮肤昭示着：他们的肝都不太好。怎么这么巧啊？这几位处长的肝都不好？多新鲜啊——喝少了谁升得上去啊！觥筹交错之中，嘴里说的全是屁话，借着酒劲数落你的不是，你还不能反驳，必须在别人面前无微不至的服侍早已喝醉的领导，给他倒酒，陪他上厕所。等到吃完饭，领导一个个开着小车就直奔洗浴中心了，第二天也没见谁酒后肇事撞死人。你说这帮孙子酒后连开车都能安全回家，上个厕所干吗让我跟着啊？
他们什么酒没喝过？说起茅台、五粮液一个个眉飞色舞的，说得在行着呢，可又有几次是他们自己掏钱喝酒？不是拿公款就是来办事的人请客。稍微有点级别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工资条上不比你多多少钱，可他们又有房子又有车，让我们这些每月还贷款的“房奴”着实羡慕不已。那么我们也想过上他们的日子，怎么办呢？最直接的方法——当官呗！
正是这种干部之间上级与下级的权利与收入的巨大落差，才更加滋养了官场不良风气的蔓延。
想当官是有志气的想法，古代圣贤都想当官为国出力；想过好日子是人类的本能，这也无可厚非。但若要你出卖自我的理想，违背从小父母老师所给你灌输的价值观去换取这一切，你愿意做吗？况且，又有多少人给别人当了一辈子的奴才，临退休才发现，自己就是一块别人用过的垫脚石。
阅读全文...
2007年3月27日星期二
您的网站空间已暂停服务
您的网站空间已暂停服务
您的站点因含有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内容，已被关闭，您可以联
系我司客服人员索取您的站点的具体非法信息，以便于日后整改。联系电话：0551-32199
35，QQ：87092601。
在我司开通您的空间前，请您将您的相关证件，如：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复印件和
可24小时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或下载填写《暂停服务网站空间开通申请表》传真至我司。
传真号码：0551-2365818-2。感谢您的支持和合作。
--------------------------------------------------------------------------------
一大早打开自己的网站竟然变成这样的警告，正在联系客服是怎么回事。
阅读全文...
您的站点因含有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内容，已被关闭，您可以联
系我司客服人员索取您的站点的具体非法信息，以便于日后整改。联系电话：0551-32199
35，QQ：87092601。
在我司开通您的空间前，请您将您的相关证件，如：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复印件和
可24小时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或下载填写《暂停服务网站空间开通申请表》传真至我司。
传真号码：0551-2365818-2。感谢您的支持和合作。
--------------------------------------------------------------------------------
一大早打开自己的网站竟然变成这样的警告，正在联系客服是怎么回事。
阅读全文...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