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稷山：县委书记被“诽谤”的背后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中国青年报5月17日报道 山西省稷山县3名科级干部将反映该县县委书记的相关材料整理成文后，邮寄给当地37个部门的负责人。当地公安机关查明写信人身份后，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将写信人公诉至法院。目前，“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一案已经审结，其中两名写信人杨秦玉和南回荣已被判刑。5月15日，稷山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诽谤县委书记案”第二案，被告人是薛志敬。
　　在庭审中，“诽谤罪应该由县委书记自诉还是应该由检察机关公诉”及“被告写匿名信是正当的举报还是诽谤”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一封匿名信
　　2006年3月的一个周末，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和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到稷山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家里聊天时，提到了该县一个土地被卖事件，政府本来向社会承诺，要在这块地上建“稷山标志性建筑”，却突然卖给个人搞房地产开发。他们认为政府朝令夕改，认为是县委书记李润山失信于民。他们越聊越激动，最后决定把近几年稷山县的众多问题整理归纳成文。
　　在县委工作的南回荣喜欢舞文弄墨，担任了执笔人，薛志敬和杨秦玉在旁边补充修改。在随后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3人收集证据，斟酌词句，几易其稿，完成了《众口责问李润山》一文。文中向县委书记李润山提出四问：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那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遭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文中每“问”之下，都有详尽的论证，文章最后署名是“稷山笨嘴笨舌人”。
　　文章写完后，他们决定让别人也“欣赏”一下自己的文章。出于安全考虑，南回荣到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的一个打字复印店将该材料打印，并复印了40份，交给杨秦玉，杨在家写好信封上的邮寄地址，又到侯马市去邮寄。
　　这篇文章分别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共计37份。
　　沦为阶下囚
　　文章寄出10天后，他们招来了警方的调查，南回荣和杨秦玉同时被拘留。薛志敬由于不在本县，随后被网上通缉，2006年9月3日在太原被捕,后被取保候审。2006年年底，薛志敬被免掉所任职务。
　　在羁押期间，纪检委办案组人员到看守所与他们谈话：“你们犯了严重错误，要深刻地写检讨，这是最后的机会。”检查从7月19日开始写了改，改了写，整整3天。检查“通过”后，县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董旭光亲自和他们谈话：县里决定召开全县干部警示教育大会，要求南和杨当场作深刻检讨。
　　2006年8月2日，南和杨戴着手铐被押进警车带至县委大楼一间会议室内，在全县所有科级以上干部及部分退休老干部近500人的面前作了检查。大会上，两人同时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公开警示会开过了，检讨作过了，党纪、政纪处分都宣布了，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过了不到一个星期，2006年8月8日，稷山县检察院以诽谤罪对杨秦玉、南回荣提起公诉。8月21日，稷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杨秦玉和南回荣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对该判决结果，县委书记李润山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里有自己“宽宏大量”的因素。李书记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在工作上，他本人从来没有和写匿名信的3个人有过矛盾，关系还不错，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诽谤他。事情出来以后，有人向他建议，借此机会“严惩他们，好好整顿一下风气”，但他考虑到他们年龄大了，工作了这么多年，上有老，下有小，需要同情，于是向法院“打招呼”，提出轻判。如果要严格按照法律判决，他们至少要判十几年以上的刑，现在不但轻判了，还判了缓刑三年，保住了他们的工资正常发放。
　　该自诉还是公诉
　　5月15日，“薛志敬诽谤案”在稷山开庭。“诽谤县委书记”该不该由检察机关来提起公诉，成为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
　　被告人的律师认为，根据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诽谤罪属于受害人自诉案件，只有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才能受理；被害人不起诉的，司法机关不能主动受理，追究诽谤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法律规定该罪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第一种是“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而该案“被害人”从2006年4月至今一直活跃在稷山县的政治舞台上，并没有遭到强制、威吓以至“无法告诉”的情况。第二种是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主要是指诽谤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诽谤外交使节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诽谤国家领导人造成恶劣影响的等等。
　　检察人员称，之所以提起公诉，是“该材料寄出时，正值稷山县‘两会’召开前夕，其内容在稷山县各界广为传播，严重危害了稷山县的社会秩序，给被害人的人格和名誉带来了严重损害。”
　　辩护人辩称，事发之后稷山县的“两会”顺利召开，李润山继续担任县委书记，稷山县没有发生严重的政治事件，也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混乱，稷山县经济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摘自2007年5月15日稷山电视台新闻）。可见被告的所谓诽谤没有影响稷山县的社会秩序。辩护人认为，该案不存在可以公诉的法律事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不当。
　　被告人的律师常毅、王建芳认为，该案是我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诽谤个人案，开了我国司法史上的“先河”，而这样的“先例”决不能开，否则，公权就可能变成个别人的私权。
　　是举报还是诽谤
　　三干部编写的《众口责问李润山》第三问称，李润山乒乓球打得很棒，一有时间，就到该县的红楼宾馆（该县唯一的三星级宾馆）去打乒乓球，服务小姐一个班。“红楼吃住、休闲、娱乐一条龙，李书记定居‘办公’706，总统套间日房费2980元，仅房费至今已达百万元之多。稷山‘皇帝’享受总统套间待遇，专职‘女秘书’殷勤侍陪，久而久之，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李书记外出考察，专职‘女秘书’暗中随从，秘密服务，恪尽职守……还有人用咂啦歌描绘李书记：美咂啦！耍咂啦！享咂啦！浪咂啦……”
　　正是这一问，使检察人员认为他们是“诽谤者”：被告人明知道李润山个人私生活问题纯属虚构，但还积极地予以整理、打印、散发，可见被告人主观上恶意性较大，有诽谤他人之意。
　　检方出具的证据显示，三人在羁押期间，均承认这些话是他们编的瞎话，只是想敲驳敲驳（提醒提醒）李书记。公诉人还出示了数十份证人证言，称李书记没有“女秘书”，是个实干的好官。
　　辩护人称，被告等人编写的“众口责问”一文内容基本真实，并非捏造。公诉机关不能要求一个举报人的举报内容全部准确，更不能要求举报材料中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恰如其分。刑法明确规定如果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不以犯罪论处；被告人没有向社会公众散布材料，只是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问题。起诉书称他们邮寄材料的范围是运城市委、运城市政府、稷山县四大班子的领导及县里部分局级领导，没有一个是普通老百姓，邮寄的数量只有37份，这样的范围与数量说明这完全是正常的举报行为，不是公然向社会散布的行为；被告人的所谓诽谤没有给李润山个人的名誉造成影响，更谈不上情节严重。李书记2007年4月25日甚至被稷山县人大授予“人民公仆”荣誉称号。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正常的举报行为，举报内容基本真实，根本不构成诽谤罪。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宣布该案将择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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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贫困县官员豪宅网上曝光 最大达600平米

　　这是濮阳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2月14日摄）。这座办公大楼落成已有两年多，至今仍欠100多万元的工程款未付。 新华社记者李钧德摄 来源:新华网




这是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为离退休县级干部建设的高档别墅小区（2月14日摄）。 来源:新华网



这是濮阳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居住的豪华别墅（2月14日摄）。来源:新华网



　这是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楼（2月14日摄）。该楼共7层，总支出800多万元，其中300万元系挪用该县化肥厂“4050”人员的生活费和养老金。来源:新华网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河南

　　“一个县的科级干部，住房超过3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600平方米，这是什么风气？这是奢靡之风！”4月2日，河南省召开的“讲正气、树新风”电视电话会议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话讲的有些狠。

　　这一天，河南省濮阳县的部分领导干部也观看了徐光春的讲话，因为省领导没有点明是哪个地方科级干部住如此豪宅，他们感到很庆幸。

　　“徐书记的讲话，我仔细看了，没有点明是我们县！”濮阳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说。

　　事实是，徐光春批评的干部建“豪宅”，就发生在濮阳县。

　　贫困县的“豪宅”

　　濮阳县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的北岸，归濮阳市管辖，是河南省的一个省级贫困县——全县22个乡镇中，有7个乡镇30余万人地处黄河滩涂区，生活条件落后。

　　统计显示，2005年，濮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422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中居第75位。全县1035个行政村，仅有251个村能看上有线电视。

　　这样一个人均财政收入仅200余元、尚有数十万人未解决温饱的穷县，进入县城，却处处可见豪华办公楼，尤其以县委县政府办公楼为甚，其造价高达3000多万元，当地民众戏称“小天安门”。

　　与豪华气派办公楼相对应的，是该县一些领导干部建造的豪华别墅，而且别墅大小与权力、职位直接相关。

　　2004年8月，濮阳县纪委，一个负责党风、党纪的纪律检查部门，未经建设和国土部门批准，擅自将一部分国家划拨的土地改变用途，在办公楼后面建起了职工住宅。其中，包含了10套2层别墅，每套面积达287.64平方米，居住者均为县纪委的领导班子成员。

　　10月，因为“一些县领导从外地调来没有房子住，县里也没有招待所”，经濮阳县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由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开发建设一个县级干部集中住宅区。该住宅区占地50多亩，户型为二层连体楼，设计61户，每户280平方米。后因户型面积过大、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动用警力强行占地等问题，该项目被上级有关部门叫停。

　　2005年6月，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办公楼前不能建高层建筑为由，在楼南建起9套高档别墅，其中7套每套面积为434平方米，最大的一套面积达538.65平方米，这些别墅都被分给了该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副科级以上干部。

　　主管房地产的濮阳县房产局，以改善城镇困难职工居住条件为理由，向县政府申请划拨经济适用房用地35亩，实际却用于建设本单位干部职工住宅。其中别墅8套，4套建筑面积达到了600平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豪宅的居住者大都是濮阳县在任或者退休的领导干部，最为阔气的一套600平米别墅居住着该县人大某领导，下面稍微小一点的别墅住的则是房管局局长，为正科级干部。

　　风暴式解决

　　豪宅与民居差距过大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一些人通过正式渠道向上级反映，有的人则干脆用相机将豪宅拍下来发在网上了事。

　　2007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媒体相继披露濮阳县“干部建豪宅”问题，引发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温家宝总理专门做出批示，中纪委派出以党风廉政建设室副主任为首的调查组奔赴濮阳县。

　　压力之下，一场风暴式的处理得以展开。

　　濮阳市纪委先是成立了调查组，不过，随着中纪委调查组的到来，河南省相应成立了以省纪委副书记为首，抽调房产、土地等各方面专业人士组成的调查组，于是“市纪委成了配合”。

　　为了向上级表明态度，濮阳县委县政府迅速做出回应，“对违规建设高档低层住宅问题比较严重，造成不良影响较大的直接责任人县劳动局局长李殿选、房管局局长时跃进、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志勇停职检查，听候组织调查处理”。

　　此外，自己违规建别墅的濮阳县纪委将部分干部别墅查封，委托财政局寻找拍卖行对这些“问题别墅”进行拍卖。

　　濮阳县委县政府2007年2月4日的一份文件显示，“县纪委(10套)、劳动和社会保障局(9套)、房管局(8套)、建工局(2套)、老干部住宅(28套)责令交还土地，处以罚款，住宅向社会公开拍卖，对个人出资予以适当补偿……”

　　于是，在别墅内居住的领导干部们，在春节前腊月二十五那天统统被强制搬了出来。濮阳县原人大副主任闫伍群告诉本刊，那时，他和老伴刚刚住进别墅三个多月。

　　这位1994年已经退休的老同志说，他的这套别墅是买房地局的地皮，然后自己掏钱盖的，“全部算下来，花了将近40万元”，于2006年国庆节前入住。不曾想，现任干部出问题，殃及了他这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

　　“谁让咱这土地有问题呢？”闫伍群说，政府下令让全部搬走，尽管自己和老伴很不情愿，但面对最后期限，还是搬了。

　　对此，新华社的一位记者质疑，建别墅的钱都是私人掏的，在物权法即将实施的今天，政府如何有权力来拍卖属于私人的建筑物呢？
遍及全国的“另类腐败”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濮阳县的一些干部除了表达别墅被拍卖的不满和委屈外，另外一层怨言在于，“干部豪宅”问题绝非濮阳县独有。

　　2006年6月，河南《大河报》报道，一个有着112个地下停车位、8栋6层的住宅小区，拥有40%的绿化面积，房屋面积最小的93平方米，大的是150平方米以上的复式住宅，登记的性质是“经济适用房”，然而购买者却都是郑州市的市直机关人员。

　　2007年1月，《上海证券报》报道，江苏南通市新区行政中心大楼数百米外，正在建造一个面积达260亩的住宅小区，内部面积从100至200平方米不等，而该小区27幢小高层只销售给特定对象——新区行政中心大楼内的公务员。

　　最为关键的是，“购买小区住房每平方米只需花3500元，而转手卖出每平方米的价格可翻至5780元，每平方米净赚2000元以上，总计一套住房可赚30万元左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也报道，开发商在山东济南建起了面积严重超标的经济适用房，最小的160平方米，最大的295平方米，这些面积严重超标的经济适用房一共是8栋楼，“全部销售给省直机关职工，任何单位无权销售该住宅”。

　　高房价下的权力异化

　　记者在濮阳县采访时，许多群众认为，像那种300-600平方米的豪华别墅，每套造价至少在20万元，多者可达40多万。而濮阳县正科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千元左右，要想住这样的房子，至少得不吃不喝20年，或者更长。

　　于是，为了降低用地成本，在为县级干部建豪宅时，濮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竟然在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出动警察和保安，强行拆迁。新华社报道说，这致使民营企业金凌花园价值200余万元的花木被毁、盗一空。

　　濮阳市纪委办公室的赵建国主任告诉本刊，濮阳县豪华别墅问题主要集中在土地上，大都是国有土地违规出让，变成个人住宅用地。

　　如此操作，房价自然被拉低。

　　濮阳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董随钦告诉媒体，当时也知道单位建的别墅有些大，面积超标，但想着机会难得。濮阳县同样的商品房每平方米都达到1500元了，这房才卖620元一平方米。

　　“其他局委和县领导都弄了，自己不弄，说不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当领导的，谁不想住大点，住排场点？最后，我们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都要了一套。”董随钦说。

　　濮阳县毕竟只是一个县，利用权力之手弄来土地相对容易，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许多干部的豪华别墅就建在耕地上，住宅旁边就是绿油油的麦田。

　　许多大城市，由于土地的取得相对较难，必须经过公开拍卖，干部豪宅获取也变通为“单位自建房”、违规购买“超标经济适用房”等。

　　国家《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经济适用住房要严格控制在中小套型，中套住房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住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而山东省直机关购买的经济适用房面积却在160平方米到295平方米之间。

　　此外，权力单位购买房屋的价格也远远低于市场价：濮阳县干部建的别墅每平方米低于市场价1000元，而江苏南通市政府建的房屋卖给公务员低了将近2000元。

　　曾参与当初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创立的原国家房改办主任张中俊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集资建房还是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其玄机均在于可以以划拨形式，取得零地价国有土地，其中往往包含了不合理的特权。

　　这种赤裸裸的公权私用，濮阳县委书记张建国告诉这样本刊，濮阳县之所以出现这种干部建豪宅的现象，在于“一些干部公仆意识薄弱，艰苦奋斗的精神太少”，“县委要坚决刹住这股风”。

　　事实是，这种“奢糜之风”日盛一日，在房价高涨的今天，公权力得不到制约，为个人、单位谋私利的通道便得不到遏制，“干部豪宅”也就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

　　本刊在濮阳县采访了解到，对违规别墅部分没收后，进行了两次拍卖，但竞买者寥寥，至今仍有6套没有拍出，而且卖出的20多套别墅中，有一部分还是原住户自己买的。

　　“你想想，都是一些还在职的干部，谁敢去买他们的房子啊？！”濮阳县房管局的一位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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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胡平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
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⒈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
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
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
。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
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
，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
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
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
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
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
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
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
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
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
）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
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
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
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
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
，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
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
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
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
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
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
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
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
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
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
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
。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
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
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
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
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
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
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
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
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
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
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
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
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
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
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
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
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
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
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
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
价值一无所知。”

2.专制与犬儒

密尔(John S.Mill)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
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
。在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
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
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
旗帜下实际上处於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
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後。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
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
。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
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
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
後，狂热与恐怖被耗尽，於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
，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後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
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
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
得以维系。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
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於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
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
。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後，赫鲁晓夫被黜，勃烈
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
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
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
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
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
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
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
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
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
“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
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
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
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
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
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
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
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
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
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
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
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於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於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
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
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後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
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GCD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
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
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
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
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
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
的尊敬，虽然敢於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後来，当局对
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
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
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
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
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
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
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
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
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
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
。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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