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查建英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 运人士，他以“颠 +覆- 国* 家/ 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 民 主 党（C. D. 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 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 同 政 见 者 流 亡 海外的困境，在天 安 门 事 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 C . D . 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 人 权组织的抗议，但法 * 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2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 “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 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 安 门 的 学 生 游 行 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 女 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导 民 主 运 动 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 安 门 抗 议 者们在6 月 4 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 杀 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 反 革 命 暴 乱 的 英 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 四 后 的清 查 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3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 哥 是 民 主 党 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 多 党 制 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 尔 开 西 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是八/ 九 学 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 生 领 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4
尽管六 四 * * 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 四 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 民 主 理 想，退 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 徐 文/ 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 运 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 单 民 +主#墙。当朋友把徐 /文 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 持#不 同~政+见_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 民+主-党（C . D . P）。徐担任了民 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 . D . P. 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全 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 主 党 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 C . D . 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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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ｉk Vaculｉ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 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 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 学 =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 安 门/事 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 亡 民运 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 ，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 国 民 ;主’ 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 D .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 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 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
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 D 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 翰•卡 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 D 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 D 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 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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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 翰•卡 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 翰•卡 姆的中文名字叫康 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 权 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 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
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 D 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 D 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 东 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 东 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 九 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 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 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 议] 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 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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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民 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 人 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 C D 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 D 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 D 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 中 国公开成立第一个 反 对 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 D 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 D 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 Link）谈起过魏 = 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 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 主 =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 国 家 机 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 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 [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 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 产 党。结 束 一 =党+专 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
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 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 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 党 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 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
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 民 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 政 治 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 年4月23日号]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
注：原作为英文，此中文版本是由几个读者合作翻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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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7日星期三
2007年11月4日星期日
左派 右派 中间派
转自: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405135
八十封顶：左、中、右（我见过的最智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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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关天茶舍 据"八十封顶"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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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左右分野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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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政治分野的起源，比较可靠的说法有两种。法国的说法是：民主政治初期的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聚集着廉价住宅区和廉价咖啡馆，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区。塞纳河右岸则是巴黎的高尚住宅区，那里聚集着达官贵人，高级政治沙龙里充斥着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派。由地理位置叫出了"左""右"两大阵营之分。
>
> 英国的说法是：宪章时代，英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保守派占多数，天然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历史政治正确，向来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会一直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坐在大厅右（right,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正确"）边，留下（left）的那一边当然就是左(left)了。现在英语中的左翼（left
> wing），右翼(right wing),也是建筑方面的专用词，指建筑物的左半边和右半边，说明这种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
> 两种说法都指向左派政治和右派政治的关键特征：左派代表理想主义和变革主张，右派代表传统和保守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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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现代西方"左""右"的解读
> 左和右在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派别中成了一种本能的分野，但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不难鉴别一种思想或主张是左还是右。
>
> 基督教精神、物竞天择自由竞争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经济至上主义、传统工商业（代表是金融业）利益拥护者、步枪协会，西方右派阵营中这些大块头，统统都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传统和保守的一面。
>
> 而无神论或宗教自由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拥护者、自然保护主义、平民权益拥护者、性解放主义（这是反基督教的）、信息技术产业利益拥护者、死刑废除者、核武抗议者，这些左派阵营的员，
> 则无一不是对西方文明的传统或多或少地改良和突破，甚至吸收了大量西方社会的传统死敌：社会主义的主张。
>
> 看一个现代西方政党的名字，就很容易鉴别它的阵营：基督教民主联盟：右派。工党：左派。我们的俄罗斯：右派。社会党：左派。绿党：左派中的左派。大赦国际：极品左派。基督教长枪党（黎巴嫩的）：右到流脓的极右派。
>
> 是左还是右，一定要放到具体的环境历史背景下来看。所谓左右的形成，是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算起的，从那时开始的传统和既定秩序才是参考的对象，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还有差别。比如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当这个国家还是苏联卫星国的时候，按共产党政权的标准来看右得可以，东欧巨变后他们的主张甚至更加往右靠拢，但在国家政治中却变成了当仁不让的左派。
>
> 如今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起19世纪的样子，拜共产主义运动所赐全部向左大踏步地跑了很远。其中最右的反而是一向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开明的美国。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失去了经典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变成一种混合体。
>
> 美国的向右转并不奇怪。这个国家处于鼎盛的世界巅峰长达几十年，一个阔了几代人的阔佬，自然而然地会转向维护原有-现有传统和秩序，而讨厌变革。小布什神神叨叨的宗教噫语，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正是神赐美国天赋特权的象征。所以尽管都知道他颇有白痴嫌疑，仍然选他当总统。一些美国的左派在惊呼，如果这种思潮持续下去，美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教权国家:-)
>
>
> （三）一般意义下的社会政治光谱
>
> 个人看法，把一个典型社会的各种政治派别分为7个梯级最合适。极端左派，激进左派，温和左派，中间派，温和右派，激进右派，极端右派。再细没有太大意义，过粗则会产生重大的误判---有时候，同一阵营中相邻两个梯级之间的斗争也会极端残酷，例如中国"反右"期间激进左派对温和左派的毁灭。
>
> 极端左派，是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极端左派的本质是暴力与毁灭。极端左派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想留，摧毁一切现有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左派取得了胜利，必然发生浩劫。极端左派还有一个可恨之处，是下节的主题。
>
> 极端右派，是社会次危险的敌人。极端右派的本质是暴力与奴役。极端右派极力想建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少数人赤裸裸地奴役大多数人，社会只分主人（精英，寡头）与奴隶（贱民，草民，工具，叫什么都可以），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统。极端右派之所以只是"次危险"，是因为他们的秩序虽然混账，但毕竟是个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右派取得了政权，带来的必然是残酷的压迫与奴役。
>
> 激进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实施者和混乱的制造者。他们认为变革是必须的，不惜大规模牺牲秩序，生命和财产。
>
> 温和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设想者，自以为体现着社会的良心。他们认为变革是有益和必须的，但必须循序渐进。温和左派通常是牢骚最多和树敌最多的倒霉鬼。（我个人不幸落在此位置）
>
> 温和右派，通常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和社会各种价值的保护者。他们认为传统和现有秩序弥足珍贵，变革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多半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
> 激进右派，通常是社会保持现状最有力的拥护者，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认为传统与秩序不容触犯，变革者全是应该扔出去的垃圾。激进右派在正常情况下都掌握着社会中非常大的物质能量，尽管他们不一定在舆论或政治力量上占优势。
>
> 中间派：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要么政治恐惧，要么政治不敏感。
>
> 对判断一个政权是温和为主流，激进为主流还是迈向了极端，有两个简单标准：开始大规模妨碍言论自由意味着从温和走向激进，开始大规模洗脑意味着从激进走向了极端。无分左右。
> 四）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上）
>
> 现代中国的"左"与"右"让很多人困惑，怎么在主张和表现上和西方社会中的左与右颠倒了？本楼楼主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
>
>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要理解左右政治分野中最大的一个秘密：
>
> "极端左派与极端右派，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
> 这是一位老思想家的论断。是谁我忘了，我要加上一个个人的注解：
>
>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极端左派政权。只有极端左派运动。极端左派运动的胜利者，只要没有疯狂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必然在短时间内蜕变为极端右派政权。
>
> -----加上那个"自我毁灭"的例外，是因为世界上毕竟真有波尔布特这种疯狂到胜利后立即自我毁灭的极端左派。
>
> 原理非常简单。极端左派毁灭了所有秩序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发现社会没有秩序无法运作。现在他们开始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立即就会选择人类历史上个人费效比最高，最能实现人的贪婪欲望与权力欲望的秩序：极右政治。以暴力的毁灭结束，以暴力的奴役开始！这已经不在现代政治解释的局限内，而是很基本的人性。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变成改朝换代，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胜利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极权之路，其原因都在这里。
>
> 政治光谱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有一线之隔，这绝不是奇谈怪论。我们先来看历史上最著名的极右政权：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纳粹党的名字就很值得玩味："国家（右派关键词）社会主义 （左派关键词）工人（极左极右派都喜欢的关键词）党"
>
> 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其前期，有非常多的极左派特征。大规模公益劳动，大面积的社会底层均富，强调劳工利益。。。
> 第三帝国的前期，比同时期的苏联更像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
>
> 然而希特勒德国的政治主张是标准的极右派，他真正的创造是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夸张到极端程度。极右派的等级理想和精英理想并没有变，改变的是奴役对象：低等民族是奴隶，雅利安人是主人，德国人是主人中的主人，德国权贵阶层是主人中的领袖。这样在德国人民这个主人群体中，极左派那一套东西效率又高，兴奋剂左右又强，何乐而不用呢？希特勒的这一套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脉相传，而斯巴达人虽然实质是军事奴隶主，但斯巴达民族内部却过着"共产主义"生活。
>
> 一位历史学教授赠给我的一本希特勒传记上，希特勒像旁边题着：最后一个斯巴达人。
>
> 现在回到中国。新中国的"左""右"在80年代之前，基本是与世界标准符合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世界主流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来说，全部是左派。这样中国共产党中主张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与旧世界妥协一点的人，当然就是左派中的右派，比如1960年代反右中被清洗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按照标准分法应该算反思后形成的温和左派，但共产党中的激进左派就把他们当右派处理掉。
>
> 处理掉这些人之后，毛公却发现，当时共产党中应该是激进左派的一大群当权派，如刘公，彭公者及其周边势力，，思想上却在向温和左派靠拢！于是毛公彻底怒了，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政权从建国时的温和左派主流滑向激进左派主流，到此进入极端左派运动。
>
>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传统与秩序，同时也毁灭了共产党内除极端左派外其他所有人的信念和理想。1976年毛公死，几年后天真烂漫的华公倒，中国政权急速滑向极右。
>
> 邓公这个老牌右派，对八九十年代政治导向的指导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这样解读："为了维护我们这个集团的政权，我们要警惕返回资本主义的论调，因为那取消了我们的执照。但是像原来那样折腾是不行的！别再走下去了。"邓公这句话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所以邓公伟大。
>
> 邓公死前醍醐灌顶，一手操办了中国政权进入极右的标志性事件。
>
> （五）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下）
>
> 到如今，中国的政治是在极右和激进右派之间，表现为威权专制统治，下力不少但效率基本为零的洗脑，行之有效但界限分明，程度克制地妨碍言论自由，国家权贵阶层完全占有政治权力。
>
> 中国的经济是标准的资本主义激进右派，贫富悬殊，自由到无序的资本主义竞争，官僚资本和权力资本横行霸道，国际资本巨鳄畅通无阻。
> 当然，也有厉以宁这样标准的极端右派经济学家现世，公开讲8亿劳动人民是少数特权阶层宝贵的财富这种大实话。
>
> 中国的文化是温和右派占主流，官方推行激进右派但很没效率，比如"施琅大将军"就被骂得狗血淋头，民间渐有温和左派的萌芽。
>
>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是一个在世界队伍中非常靠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国家。右到了绝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右边。唯一特殊的是那张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皮，因为那是中共祖传的无限期营业执照。
>
> 揭开这件皇帝的新衣，现在网上奇怪的左右之分就迎刃而解：
>
> 网上自称"左派"者的言论：
>
> "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不惜炸平台湾，核战美国。" 多么标准的极右派主张！
> "大清帝国开疆拓土，对中国的贡献历朝最大。"多么标准的激进右 派观点！
> "恢复伟大传统，创建新世纪的新儒家。"多么标准的温和右派主张！
>
> 网上自以为"右派"者的言论：
> "拿起武器，推翻党国，不自由，毋宁死。"多么标准的极左派口号！
> "中国就是要乱，大乱之后才有大治。"多么标准的激进左派观点！
> "和平演变大概是最安全的兴国之路。"多么标准的温和左派主张！
>
> 这左与右的全盘颠倒，完全来自于 中国政权=共产党=左 这个荒谬的等式。它错大了。正确的等式应该是
>
> 中国政权=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权贵阶层=右、右、右
>
>
> 中国人真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上一个由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极左，再蜕变为极右的国家俄国，在政治蜕变后，经济文化上长期停滞在左派政策的枷锁里，最终不配套而崩溃。但中国政权蜕变为极右之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经济与文化却活生生硬扳到了右派大轨道上，这辆七拱八翘，配套成龙的老爷车在发展道路上飞驰，洒下一路鲜血与苦难，奔向不可知的明天。
>
> 录鲁迅诗一首，献给坚韧的中国人民：
>
>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
>
> （六）娱乐一下 庸俗一下
>
> 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我们最后来娱乐一下。楼主问道了文化问题上的左右分野，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最近炒得火热的"郑星丑闻"中的左右情况，这是个典型的道德/文化课题。
>
> 我的观察如下：
>
> 极端左派
> 观点：郑星是英雄！全中国淫民团结起来，去口爆这个JB社会上所有的人妻！
> 评论：很好，在这个事件中没有浮出水面。不过，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他们会出现的。
>
> 激进左派
> 观点：婚外情现在流行得很！我们都无所谓！那老公鼠肚鸡肠的恶心！
> 评论：人不多，代表人物是守望者TS中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
>
> 温和左派
> 观点：人家的私事，虽然品性是不怎么样，该人家自己解决吧。讨伐什么讨伐？
> 评论：人也不多，但不少人这么想，不愿意说。因为说出来得罪几乎所有人（本人又不幸落在这个区域）
>
> 温和右派
> 观点：同情老公，鄙视狗男女。大家使劲骂，但不要去骚扰别人现实生活。
> 评论：人最多（当然只是在所有发言者中的比例）。社会秩序的柱石啊。。。
>
> 激进右派
> 观点：BP男，KB女，恶心之极，不如去死，坚决声讨到公开道歉，不然顶到断网。
> 评论：人真不少。能量真不小。不过你们能坚持那么久吗？
>
> 极端右派
> 观点：打成贱民，公司拒聘，所有公用事业拒绝服务，株连12族（传统9族+同学老师校长），踏上1亿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 评论：令人忧虑地多！你们怎么比永乐皇帝株连10族还狠两族？法律何在，公民权何在，人的基本尊严何在？如果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下岗后没有生计的中年劳动者，退休后没有生活意义的老官僚，这种声音就会更多。如果党国的某个关键位置上出现一个有谋略的野心家，这些人还会组织起来，这些人的主张还会部分变成现实。
>
> 中间派
> 观点："郑星是谁？"
> "我又来娱乐了，今天发展怎样？"
> "幽月儿的照片我看见了。结论：D cup！"
> "你们TMD都是吃饱了撑的！"
> 评论：真正的大多数。还是人民伟大。。。。
>
> 七）"自由"与"平等"置身何地？
>
> 本楼楼主最困惑的问题是："左右两派对于国家经济和私人，分别是钳制和放任，放任和钳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颠倒？"
>
> 谈到本来意义上的"左"和"右"，我们时刻不要忘了，它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理念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使用只是一种延伸。我多次提到"原教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始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一直喊到今天，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改良，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平等"，决不是提倡个人的结果或者待遇平等，而是提倡机会和规则平等。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平等，智慧能力与手段可以不平等，社会提倡的唯一平等是人人在竞争中有相同的规则。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宿敌：封建等级主义。封建等级主义的在不同等级运用不同规则，而且这个等级是血统固定，基本不流动的。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一种丛林的自由。基本规则之下，大家自由厮杀，强者存，弱者亡，强者发展，弱者凋敝，强者统治，弱者服务。物竞天择，如同达尔文笔下的生物进化场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极右资本主义理论中的王者，名字即来自于此。这种"强者的自由"，非常强调社会的统一规则，从来就不青睐个人的异化和个人对传统规则的背叛，如同达尔文进化理论中发生"非适应性变异"的物种，那是淘汰的对象。而发生"适应性变异"的强者，则拥有重新制定规则的权力。
>
>
> 现在我们来观察现代右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个人文化理念就很清楚了。经济上的放任，正是放任强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富人减税，弱化社会保障，弱化政府调控的、肯定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支持垄断，支持经济殖民主义，凡此种种，都与原教旨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美国经济中，以金融业和能源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旗帜鲜明地分别站在右边和左边，这个现象就非常本质。金融业和能源工业是长期以来聚集资本的传统强者代表，而信息产业是新来的白手起家者的代表。
>
> 个人文化上，右派资本主义一如既往地蔑视离经叛道者。无神论，同性恋，环保疯子，堕胎医生，这些社会异类想把社会改成什么样子？他们不敬畏上帝不努力工作不积累财富不扩大生产，不肯勤勤恳恳，循规蹈矩地地做一个经济动物，在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眼中，他们就是有序社会的垃圾，崇高规则的破坏者，他们当中最坏的，最不可原谅的就是共产主义者。而现代右翼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向左走了很多，仍然把他们看作是pain
> in the ass.
>
> 所以说，钳制与放任并非本质，而是实现理念的手段。右翼资本主义对经济运作的放任和对个人文化的保守决不矛盾，它们的对象根本不同，对规则下的竞争，右翼资本主义尽量放任来巩固它。而对规则本身，右翼资本主义坚决保守。
>
> 当代中国这一极右寡头资本主义政权，在经济的放任和文化的钳制两方面，都比当代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夸张的表演。（晚上下一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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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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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十九世纪到二战前纯正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当代中国的经济甚至站到了更右的地方，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主要国家只有道路类似的俄国，虽然二者采用的具体手段不同。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补课"理论，虽然被官方严厉否定，但其经济主张却被更加激进地执行了------当然，政权本身缺省正确，不予补课，承担补课义务的 是普通国民和国民经济。
>
> 西方资本主义在夺取社会主导权的同时，不是彻底打倒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统治集团（如法国），就是打残了他们（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更幸运的是没有这个传统包袱（如美国）。而中国和俄国，却是从极左运动自身急剧蜕变成极右政权，经济上180度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原有社会权贵集团仍然盘踞在社会的统治位置上，俄国还要直率一点，原有社会权贵集团纷纷易帜换皮，人群虽然还是那个人群，招牌却诚实地改变了。而在中国，权力者甚至连这个招牌都不用换。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努力学习原始资本主义丛林式的奴役与竞争效率，又保守着等级社会和极权社会厚颜无耻的社会不公正和寡头垄断。
>
> 原始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夺取农民土地，把他们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中国当代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有着更优越的地位：土地夺取早就完成了。所以它更加轻松地"征用"土地，或者利用农产品强制价格的杠杆，把农民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比原始资本主义更右的是它还不给这些人与城市劳动者相当的地位，仍然用户口制度把他们绑定在社会最低等级上，以便更低成本地使用。
>
> 原始资本主义的垄断巨头们，理论上从初始状态差不多的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产生，实际上有一部分是这样，也有一部分是继承旧集团财富和社会权力而产生，双方的差异和竞争导致了他们内部的不断争论和政策调整，也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而中国的资本垄断巨头，清一色地从原有权贵集团中产生。概念上属于全民的国有大型企业只在中国极左运动开始之前，权贵集团还没有蜕变为资本集团的时候，企业本身向全民提供产品时还不进入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国家随便补贴，随便定价的时候，还能说说有点"全民"性质。现在的全民制国有大型企业毫不含糊地全部属于权贵集团。它们决策与全民无关，股份与全民无关，产品和全民真金白银地市场买卖，资本和利润由管理者和权贵集团的本体：政府来任意支配。即使是这样实质化的权贵寡头垄断，也不能满足权贵集团的要求。他们正在通过管理人持股，私有化拍卖等种种名义上很现代资本主义，实质上完全是权力运作的手段，把权贵集团对垄断企业的产权合法化，正当化。这种清一色权力资本垄断，根本跳过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有序竞争阶段，整个集团原封不动，直接进入马克思笔下"最凶恶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阶段。
>
>
> （九）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 这种完全蔑视机会平等原则，完全以权力作为唯一规则，完全以旧等级为蓝本改变一下杠杆就变成新等级的资本主义，比任何其他当代资本主义都不讲公正。那么效率呢？从这个新的资本集团本身的角度来说，它非常有效率，资本的积累不需要从头做起，转移一下产权就搞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它完全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源的效率：每个个人满怀希望参加公平竞争而迸发出来的创造效率。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它的青春期，就进入了它的老朽期。中国真正的民营资本，根本没有得到过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外国资本，它们倒真不怕中国国有垄断资本的竞争，因为国有垄断资本真正的力量所在：政府权力，对他们没什么威慑力和压迫力，反而是它们收买利用的对象。
>
> 随便举两个近例，房地产业的掠夺和银行改制改革，这是权力在产业界和金融界粗暴攫取资本的两个典范。
>
> 房地产业：建筑工程本身是成本的小头，真正的价值在土地上。全民所有的土地---权力干预强行规划征用----权力干预低价出售----开发后高价出售商品房。想买低价房不可能，土地这个中间商品由权力垄断抢劫和出售，但它的后续产品房产，却要"市场化"，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永远是卖方市场。权力就这样赤裸裸地抢劫名义上属于全民的土地，然后通过房地产巨头卖给全民。
>
> 银行改革：国家信用担保的垄断国有银行----大量吸收人民储蓄---权力腐败交易的私人贷款和国家指令的企业贷款造成的坏账将其掏空---国家财政补贴近万亿进行银行改制，抹平坏账。就这样，权力空手从银行拿走人民的钱，然后权力公开用另一部分人民的钱把漏洞补上，以免这个摇钱树倒掉。
>
> 即使在当代最右倾，最守护统治集团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直白的政府性劫贫济富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税制为什么烂到完全不切实际，执行又完全两回事？因为在其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政府主要调控和再分配手段的税收，在中国没有那样的地位。中国税收主要承担调控作用（而且也不是调控的主要力量），而再分配就靠垄断土地这样的必需品和金融这样的生命线来执行。在中国，权力腐败不是执政集团所说的那样是它的病症，而是执政集团的步调一致，花样各有千秋的经济手段。中国政权不腐败就无法完成保证它的利益前提下中国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因为它不可能选择正大光明地去完成，那样它得下台。
> （补）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少贴了一段
> 中国经济的现状根本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钳制"和"放任"度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或多或少是执行再分配社会财富，抑富救贫，缓解资本与劳力，精英与平民，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主要目的。
> 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是完全放任权力资本的强者对其他人的掠夺，甚至积极出谋划策，创造条件来加强它，甚至连经典资本主义冷漠的的个体平等原则也不屑于遵守。这位补课的学生，站在了比各位老师的出发点更蛮荒的位置上。
> （十）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上）
>
>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极权国家，即便它在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上蛮荒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但碍于民智渐开，也有相对开明的地方：相对温和的人文环境。言论自由是社会人文环境最重要的标志，而对言论自由的大规模妨碍，是一个激进政权的标志。说"妨碍"而不说"压制"，是因为妨碍有很多种手段，并非只有专制政权的焚书、禁言、关思想犯才是妨碍。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政府妨碍言论自由的事情也随时在发生，手段更加微妙，往往以误导和打击对象信誉这样的间接方式展开，比如美国政府的经济渗透传媒产业，比如陈水扁的诬告TVBS电视台。
>
> 近十多年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妨碍，处于一种非常罕见的状态。中国社会所有的言论途径中，划出了一道清楚的线：线以上是书籍、报纸、杂志、教材、课堂教育内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电视、电影、公众人物公开言论。线以下是互联网言论、中国大陆公民私人言论、非中国大陆公民的所有途径言论。前者可以统称为"显学"，后者可以统称为"隐言"。
>
> 对于显学，言论自由的妨碍尺度非常严厉和粗暴。执行严格的审查制度，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媒体和正式出版物有关政治的内容完全是自动答录机，有关经济的内容会受到严格的导向，其他内容也要经受苛刻审查。教育界和学术界所有敏感问题都有钦定说法，越雷池一步就有遭到报复的危险。
>
> 对于隐言，可以说是完全的放任。私人言论的自由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对互联网，政府也有一些控制的努力，但基本是防不胜防-----我，还有很多人可以在这个论坛上大放厥词就是明证最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对于所有非大陆公民（包括外国出版物，外国公民和港台海外中国公民）言论的态度：不理睬，不反驳，不禁止。大学图书馆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中国大陆公民写的关于政治的，说真话的书，但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却堂而皇之地放在那里。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惨到了失去公信力的地步，而中国香港公民张五常却天天恶毒攻击权贵集团，没人把他怎样，或者不许他说。
>
> 甚至一些统治集团内部的言论，尺度也令人吃惊地宽松。比如 《改革内参》（这本内部刊物有一个滑稽的阅读下限："党群部门在职处级，行政部门在职副局级"，严禁外传，上网），上面很多文章涉及的问题非常本质，论点非常尖锐，绝不在天涯最"反动"的文章之下。限于安全考虑我就不举例了。
>
> 历史上妨碍言论自由的政权，有的搞得"道路以目"，有的焚书坑儒，但对于显学和隐言的尺度基本是一致的，即使妨碍能力会有区别。现代中国的二元言论自由，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观。
> （十一）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中）
> 当代中国统治集团，在理论、人文和道德上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中国传统的东西也早已毁得差不多，西方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形态不断渗透，一方面自己正在实践，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3个可能的认真选择都被排除了，于是只能采取一种非常折衷、非常自私、非常虚伪的方案：
>
> ------以僵尸一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皇帝的新衣。（连伪装都算不上，人人皆知）
> ------以恢复中国传统作为烟雾弹。操控公众情绪，提高凝聚力。
> ------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用，但台面上坚决抵赖，拖延承认，以防招来对自身合法性的*公开*质疑。
>
> 这样，遮羞布，烟雾弹，工具，执照都照顾到了，曾经精神上处于洗白状态的中国政权，洗白到"白猫黑猫论"这样不讲理性的程度，现在重新武装起来，粉墨登场。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中找到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解决方案，你能说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智慧吗？缺乏的只是廉耻。
>
> 中国奇特的二元言论自由，正是这一方案的具体体现。凡是台面上的冒犯，关乎遮羞布的安全，关乎执照的安全，关乎当面拆穿谎言的尴尬，必须严厉打击。凡是台面以下的冒犯，你我大家清楚，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管就成了较真，我们本来就是以西学"为用"的，台面下都要较真，岂不是用不成了，大家都不爽。至于外人，完全不在我们这个虚伪系统内部，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统治者并没有禁止人们心里明白。
>
> 于是台上一番话，台下另一番话成了中国见惯不惊的社会场景。
> 于是纸上一回事，实际另一回事成了中国众人皆知的社会常态。
> 于是腐败大家可以做不可以说，卖淫嫖娼大家可以做不可以合法化，职工可以下岗不可以叫失业，干部可以退二线不可以叫下台，面子意识和取名学发扬光大到中国有史以来的顶峰。执政集团法理的缺失导致了其政策的公开虚伪，这种公开虚伪又弥散到中国社会道德，人文理念的各个角落，造就了一个大家公开说假话，背后发牢骚的虚伪社会。
>
> 虚伪，就是当代中国人文的关键词。
>
> 在这种虚伪的大氛围下，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媒体界，这些原本应该引领民族思想，提供社会文化营养的人群，也被推到了一个两难处境下。台上，什么也不能说，除了说谎。台下，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职业的位置就该在台上面对公众，在台下已经失去这个职能的意义。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精英群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一种虚无和淡出的精神状态。
> 老师叫学生背书考试就行了，传道解惑育人再也不要提起。学者发论文骗经费就行了，不像某些人一样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就算有良心了。作家写写给自己看的天书就行了，销路要靠"用肉体写作"，真要用灵魂和良知写作，出不了版。记者和编辑拿拿红包就行了，真实不是你几个坚持得了的。中国的"显学"界，就这么像沙滩上的鱼一样晾着，彻底脱水和阳痿。
>
> 反而是中国的互联网言论与民间其他个人言论，由于在那根"红线"以下，充分享受了10年的自由和成长，滋生出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要观察现代中国的主流人文思想，这些"隐言 "才是观察点，虽然由于其流动性，匿名性和发散性，对它们的准确观察会十分困难。
> （十二）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
>
>
> 谈到中国当代的"隐言"，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愤青。
>
> 年青人是容易愤怒的，也是容易走极端的，特别是社会下层的年青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无论极端左派还是极端右派，都最容易在这个群体中招募自己的思想同情者和社会冲锋队。褐衫队如此，红卫兵也是如此。年青人的愤怒，不太注重理性思考，他们当中思想逆反性较重，对权威比较敌视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左派，而盲从性较重，对"社会公敌"比较容易上火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右派。
>
> 曾几何时，中国的"愤青"主要的愤怒对象是政府、社会主义、腐败。流行词汇是全盘西化、和平演变和补课。当这一代愤青已成愤中愤老，甚至不再愤怒的时候，中国的新一代愤青愤怒对象已经变成了日本、台湾、民运、腐败，流行词汇是新左派、统一、中华帝国、与日决战。至于任何时候都不能无视，充满象征意味的"美国"，两代愤青都是又爱又恨，虽然爱恨理由不同。
>
> 不能不佩服中国政权在官方理论被所有人不屑一顾的情况下，还能把社会人文思潮调控到这个程度。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向来是极权政治面临威信破产时，所能够乞灵的最后一张王牌。
>
>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两个非常中性的概念。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保证，但是再多走一步就到了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精神力量的源泉，但是再多走一步就成了大国沙文主义。
>
> 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供在大殿的中央，并提供足够的原料保证它们过火越界。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必须制造外部的集体仇恨对象，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注意力和高温。这种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混淆主要社会矛盾，转移人民对内部社会弊病的不满情绪，制造外部恐惧来增加人民对自己的向心力。
>
> 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一套把戏上并没有花太多力气，中国民间和年轻一代的右翼情绪可以说大部分是自发的。统治者所做的最重大的努力就是坚持制造教育和知识空白。中国有很多抗日纪念馆，却没有一个文革纪念馆。中国有很多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却没有一个敢正面描写1959-1976的作品。中国的所有台上言论中不小心提到那个年代都用"那个疯狂的年代"轻轻带过，却从来没有人公开追究，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传染每个人的严重精神病，全民的疯狂从何而来？
>
> 这种只允许一部分社会历史事实被描述的教育，造成了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社会矛盾轻重缓急的严重误判和选择性失明。
> 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续完
>
> 当今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相当和缓的。几十年无战争，除台湾外无明显对立者，中国与世界的主要关系是交流，而非对抗。而内部环境却问题多多，矛盾尖锐：社会贫富对立，政治体制野蛮，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精神财富极度匮乏。抗战时期外敌入侵时，有一句名言是"敌未出国境一日而言和者即为汉奸"，这话虽然极端，但还是体现了因势而倡言的理性。我今天可以套用一句：国家没有重大外部危机时煽动民族主义者，即为国贼。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一辈子买不起房的并不是日本。日本在战后除了跟中国吵架之外，跟中国最大的经济不平等就是借了些低息贷款给我们，贸易优势？你情我愿的。政治也不平等，不过受气的是日本一方。也许日本最不可原谅之处就是同样从废墟开始，比中国发展得好太多。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读的大学变成野鸡大学，读完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并不是李登辉与陈水扁。这两位只管得着 台湾。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办任何事情都得通关系走后门，在权力面前装孙子的并不是所谓民运分子。中国民运在美国目前堕落到只是个经济行为。
>
> 然而，现代网络社会的典型时尚却是一个野鸡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连后门都走不到的年青人，上网先看奇袭东京的YY小说，看累了去天涯国观骂下"右派"的狗，然后上军事论坛讨论台海之战时如何对付美国的航母舰队。录天涯歪诗两句欣赏一下这类人物的理想境界："富士山头飘汉旗，樱花树下赏胡姬"。他们未曾想过，即使这荒唐的理想真的变成现实，"樱花树下赏胡姬"的仍然是现在"天上人间赏汉姬"的人物，而他自己仍然是那个网吧吃泡面，月末等工钱的人物。
>
> 这就是年轻一代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本来面目。仇恨教育制造了这种精神远视眼，而理性教育的缺失来确保这远视眼偶尔想看看近处的生活时，没有眼镜。本来这个人群单独的思想偏斜并不成其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现实却是更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更多的社会中坚阶层，也受到这种思潮的侵袭而变得仇外。
>
> 除了民族主义的过分泛滥，民间右翼思潮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正统"思想正在大兴其道。这种"正统"观念，是不论曲直是非，只讲成王败寇的正统，是统治者最喜欢的顺民思想，也是右翼精神中最非理性的一种。
>
> "不能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道暴政的稳定也是压倒一切的？你是不是暴政？这个不允许讨论。这个论调中还有一个狡猾的偷换概念。稳定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无序的混乱，可以是渐进改革，可以是全民的讨论。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本身就是对以前那种植物人式稳定的
> 反动，到了继续改革必然触及统治阶层本身利益的程度，他们就开始大谈稳定，并得到不少附和。
>
> 在这个大合唱中，演不完的清宫辫子戏，夸不完的明主明君，众多顺从既成主人的汉奸臣纷纷翻案，显学界的某些聪明人担任了最厚颜无耻和收获臭鸡蛋最多的一个声部。而自由言论中的跟唱，毕竟不好意思如他们一样睁眼说瞎话，于是把矛头指向所有与政权掌握者对立的异端。
>
> 无条件讨伐异端，是激进右翼思想中最典型的表现。目前与中国政府对立的异端五花八门，有国外民运分子，国内民间异议分子，邪教，国内正常宗教人士，台湾。。。。。。他们对立点各有不同，有确实危害中国社会的，也有只是想帮忙的，还有代表着一些新思路和希望的，然而在"正统"的铁拳下，他们全都是敌人。
>
> 对正统的无原则拥护，对异端的无条件讨伐，正在扼杀部分中国人思想中的理性，孤立另一部分没有遭到扼杀的人。这正是奴役者希望看到的：没有任何领袖或者政策能够"解放"中国，只有全民的知识和理性，才能突破我们身上的枷锁。
本文转自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40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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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封顶：左、中、右（我见过的最智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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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关天茶舍 据"八十封顶"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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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左右分野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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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政治分野的起源，比较可靠的说法有两种。法国的说法是：民主政治初期的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聚集着廉价住宅区和廉价咖啡馆，是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区。塞纳河右岸则是巴黎的高尚住宅区，那里聚集着达官贵人，高级政治沙龙里充斥着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派。由地理位置叫出了"左""右"两大阵营之分。
>
> 英国的说法是：宪章时代，英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保守派占多数，天然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历史政治正确，向来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会一直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坐在大厅右（right,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正确"）边，留下（left）的那一边当然就是左(left)了。现在英语中的左翼（left
> wing），右翼(right wing),也是建筑方面的专用词，指建筑物的左半边和右半边，说明这种说法有一定可信度。
>
> 两种说法都指向左派政治和右派政治的关键特征：左派代表理想主义和变革主张，右派代表传统和保守主张。
>
> （二）对现代西方"左""右"的解读
> 左和右在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派别中成了一种本能的分野，但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不难鉴别一种思想或主张是左还是右。
>
> 基督教精神、物竞天择自由竞争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经济至上主义、传统工商业（代表是金融业）利益拥护者、步枪协会，西方右派阵营中这些大块头，统统都代表着西方文明中传统和保守的一面。
>
> 而无神论或宗教自由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拥护者、自然保护主义、平民权益拥护者、性解放主义（这是反基督教的）、信息技术产业利益拥护者、死刑废除者、核武抗议者，这些左派阵营的员，
> 则无一不是对西方文明的传统或多或少地改良和突破，甚至吸收了大量西方社会的传统死敌：社会主义的主张。
>
> 看一个现代西方政党的名字，就很容易鉴别它的阵营：基督教民主联盟：右派。工党：左派。我们的俄罗斯：右派。社会党：左派。绿党：左派中的左派。大赦国际：极品左派。基督教长枪党（黎巴嫩的）：右到流脓的极右派。
>
> 是左还是右，一定要放到具体的环境历史背景下来看。所谓左右的形成，是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算起的，从那时开始的传统和既定秩序才是参考的对象，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还有差别。比如东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当这个国家还是苏联卫星国的时候，按共产党政权的标准来看右得可以，东欧巨变后他们的主张甚至更加往右靠拢，但在国家政治中却变成了当仁不让的左派。
>
> 如今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起19世纪的样子，拜共产主义运动所赐全部向左大踏步地跑了很远。其中最右的反而是一向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开明的美国。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失去了经典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变成一种混合体。
>
> 美国的向右转并不奇怪。这个国家处于鼎盛的世界巅峰长达几十年，一个阔了几代人的阔佬，自然而然地会转向维护原有-现有传统和秩序，而讨厌变革。小布什神神叨叨的宗教噫语，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正是神赐美国天赋特权的象征。所以尽管都知道他颇有白痴嫌疑，仍然选他当总统。一些美国的左派在惊呼，如果这种思潮持续下去，美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教权国家:-)
>
>
> （三）一般意义下的社会政治光谱
>
> 个人看法，把一个典型社会的各种政治派别分为7个梯级最合适。极端左派，激进左派，温和左派，中间派，温和右派，激进右派，极端右派。再细没有太大意义，过粗则会产生重大的误判---有时候，同一阵营中相邻两个梯级之间的斗争也会极端残酷，例如中国"反右"期间激进左派对温和左派的毁灭。
>
> 极端左派，是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极端左派的本质是暴力与毁灭。极端左派除了自己什么也不想留，摧毁一切现有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左派取得了胜利，必然发生浩劫。极端左派还有一个可恨之处，是下节的主题。
>
> 极端右派，是社会次危险的敌人。极端右派的本质是暴力与奴役。极端右派极力想建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少数人赤裸裸地奴役大多数人，社会只分主人（精英，寡头）与奴隶（贱民，草民，工具，叫什么都可以），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统。极端右派之所以只是"次危险"，是因为他们的秩序虽然混账，但毕竟是个秩序。一个社会中极端右派取得了政权，带来的必然是残酷的压迫与奴役。
>
> 激进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实施者和混乱的制造者。他们认为变革是必须的，不惜大规模牺牲秩序，生命和财产。
>
> 温和左派，通常是社会变革的设想者，自以为体现着社会的良心。他们认为变革是有益和必须的，但必须循序渐进。温和左派通常是牢骚最多和树敌最多的倒霉鬼。（我个人不幸落在此位置）
>
> 温和右派，通常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和社会各种价值的保护者。他们认为传统和现有秩序弥足珍贵，变革的想法可以理解，但多半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
> 激进右派，通常是社会保持现状最有力的拥护者，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认为传统与秩序不容触犯，变革者全是应该扔出去的垃圾。激进右派在正常情况下都掌握着社会中非常大的物质能量，尽管他们不一定在舆论或政治力量上占优势。
>
> 中间派：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要么政治恐惧，要么政治不敏感。
>
> 对判断一个政权是温和为主流，激进为主流还是迈向了极端，有两个简单标准：开始大规模妨碍言论自由意味着从温和走向激进，开始大规模洗脑意味着从激进走向了极端。无分左右。
> 四）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上）
>
> 现代中国的"左"与"右"让很多人困惑，怎么在主张和表现上和西方社会中的左与右颠倒了？本楼楼主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
>
> 要理解这个现象，就要理解左右政治分野中最大的一个秘密：
>
> "极端左派与极端右派，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
> 这是一位老思想家的论断。是谁我忘了，我要加上一个个人的注解：
>
>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极端左派政权。只有极端左派运动。极端左派运动的胜利者，只要没有疯狂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必然在短时间内蜕变为极端右派政权。
>
> -----加上那个"自我毁灭"的例外，是因为世界上毕竟真有波尔布特这种疯狂到胜利后立即自我毁灭的极端左派。
>
> 原理非常简单。极端左派毁灭了所有秩序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发现社会没有秩序无法运作。现在他们开始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立即就会选择人类历史上个人费效比最高，最能实现人的贪婪欲望与权力欲望的秩序：极右政治。以暴力的毁灭结束，以暴力的奴役开始！这已经不在现代政治解释的局限内，而是很基本的人性。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变成改朝换代，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胜利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极权之路，其原因都在这里。
>
> 政治光谱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只有一线之隔，这绝不是奇谈怪论。我们先来看历史上最著名的极右政权：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纳粹党的名字就很值得玩味："国家（右派关键词）社会主义 （左派关键词）工人（极左极右派都喜欢的关键词）党"
>
> 希特勒德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其前期，有非常多的极左派特征。大规模公益劳动，大面积的社会底层均富，强调劳工利益。。。
> 第三帝国的前期，比同时期的苏联更像马克思笔下的社会主义。
>
> 然而希特勒德国的政治主张是标准的极右派，他真正的创造是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夸张到极端程度。极右派的等级理想和精英理想并没有变，改变的是奴役对象：低等民族是奴隶，雅利安人是主人，德国人是主人中的主人，德国权贵阶层是主人中的领袖。这样在德国人民这个主人群体中，极左派那一套东西效率又高，兴奋剂左右又强，何乐而不用呢？希特勒的这一套和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脉相传，而斯巴达人虽然实质是军事奴隶主，但斯巴达民族内部却过着"共产主义"生活。
>
> 一位历史学教授赠给我的一本希特勒传记上，希特勒像旁边题着：最后一个斯巴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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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到中国。新中国的"左""右"在80年代之前，基本是与世界标准符合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相对于世界主流和传统的资本主义来说，全部是左派。这样中国共产党中主张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的好东西，与旧世界妥协一点的人，当然就是左派中的右派，比如1960年代反右中被清洗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按照标准分法应该算反思后形成的温和左派，但共产党中的激进左派就把他们当右派处理掉。
>
> 处理掉这些人之后，毛公却发现，当时共产党中应该是激进左派的一大群当权派，如刘公，彭公者及其周边势力，，思想上却在向温和左派靠拢！于是毛公彻底怒了，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新中国政权从建国时的温和左派主流滑向激进左派主流，到此进入极端左派运动。
>
> 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传统与秩序，同时也毁灭了共产党内除极端左派外其他所有人的信念和理想。1976年毛公死，几年后天真烂漫的华公倒，中国政权急速滑向极右。
>
> 邓公这个老牌右派，对八九十年代政治导向的指导是："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这样解读："为了维护我们这个集团的政权，我们要警惕返回资本主义的论调，因为那取消了我们的执照。但是像原来那样折腾是不行的！别再走下去了。"邓公这句话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所以邓公伟大。
>
> 邓公死前醍醐灌顶，一手操办了中国政权进入极右的标志性事件。
>
> （五）解读现代中国的左与右（下）
>
> 到如今，中国的政治是在极右和激进右派之间，表现为威权专制统治，下力不少但效率基本为零的洗脑，行之有效但界限分明，程度克制地妨碍言论自由，国家权贵阶层完全占有政治权力。
>
> 中国的经济是标准的资本主义激进右派，贫富悬殊，自由到无序的资本主义竞争，官僚资本和权力资本横行霸道，国际资本巨鳄畅通无阻。
> 当然，也有厉以宁这样标准的极端右派经济学家现世，公开讲8亿劳动人民是少数特权阶层宝贵的财富这种大实话。
>
> 中国的文化是温和右派占主流，官方推行激进右派但很没效率，比如"施琅大将军"就被骂得狗血淋头，民间渐有温和左派的萌芽。
>
>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是一个在世界队伍中非常靠右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国家。右到了绝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右边。唯一特殊的是那张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皮，因为那是中共祖传的无限期营业执照。
>
> 揭开这件皇帝的新衣，现在网上奇怪的左右之分就迎刃而解：
>
> 网上自称"左派"者的言论：
>
> "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不惜炸平台湾，核战美国。" 多么标准的极右派主张！
> "大清帝国开疆拓土，对中国的贡献历朝最大。"多么标准的激进右 派观点！
> "恢复伟大传统，创建新世纪的新儒家。"多么标准的温和右派主张！
>
> 网上自以为"右派"者的言论：
> "拿起武器，推翻党国，不自由，毋宁死。"多么标准的极左派口号！
> "中国就是要乱，大乱之后才有大治。"多么标准的激进左派观点！
> "和平演变大概是最安全的兴国之路。"多么标准的温和左派主张！
>
> 这左与右的全盘颠倒，完全来自于 中国政权=共产党=左 这个荒谬的等式。它错大了。正确的等式应该是
>
> 中国政权=以中共为核心的中国权贵阶层=右、右、右
>
>
> 中国人真是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上一个由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极左，再蜕变为极右的国家俄国，在政治蜕变后，经济文化上长期停滞在左派政策的枷锁里，最终不配套而崩溃。但中国政权蜕变为极右之后短短的二十年时间，经济与文化却活生生硬扳到了右派大轨道上，这辆七拱八翘，配套成龙的老爷车在发展道路上飞驰，洒下一路鲜血与苦难，奔向不可知的明天。
>
> 录鲁迅诗一首，献给坚韧的中国人民：
>
>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
>
> （六）娱乐一下 庸俗一下
>
> 政治的话题太沉重了，我们最后来娱乐一下。楼主问道了文化问题上的左右分野，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最近炒得火热的"郑星丑闻"中的左右情况，这是个典型的道德/文化课题。
>
> 我的观察如下：
>
> 极端左派
> 观点：郑星是英雄！全中国淫民团结起来，去口爆这个JB社会上所有的人妻！
> 评论：很好，在这个事件中没有浮出水面。不过，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他们会出现的。
>
> 激进左派
> 观点：婚外情现在流行得很！我们都无所谓！那老公鼠肚鸡肠的恶心！
> 评论：人不多，代表人物是守望者TS中赫赫有名的四大金刚。
>
> 温和左派
> 观点：人家的私事，虽然品性是不怎么样，该人家自己解决吧。讨伐什么讨伐？
> 评论：人也不多，但不少人这么想，不愿意说。因为说出来得罪几乎所有人（本人又不幸落在这个区域）
>
> 温和右派
> 观点：同情老公，鄙视狗男女。大家使劲骂，但不要去骚扰别人现实生活。
> 评论：人最多（当然只是在所有发言者中的比例）。社会秩序的柱石啊。。。
>
> 激进右派
> 观点：BP男，KB女，恶心之极，不如去死，坚决声讨到公开道歉，不然顶到断网。
> 评论：人真不少。能量真不小。不过你们能坚持那么久吗？
>
> 极端右派
> 观点：打成贱民，公司拒聘，所有公用事业拒绝服务，株连12族（传统9族+同学老师校长），踏上1亿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 评论：令人忧虑地多！你们怎么比永乐皇帝株连10族还狠两族？法律何在，公民权何在，人的基本尊严何在？如果这个社会继续不善待那些深受压迫的民工，毕业后无法就业的落魄学生，下岗后没有生计的中年劳动者，退休后没有生活意义的老官僚，这种声音就会更多。如果党国的某个关键位置上出现一个有谋略的野心家，这些人还会组织起来，这些人的主张还会部分变成现实。
>
> 中间派
> 观点："郑星是谁？"
> "我又来娱乐了，今天发展怎样？"
> "幽月儿的照片我看见了。结论：D cup！"
> "你们TMD都是吃饱了撑的！"
> 评论：真正的大多数。还是人民伟大。。。。
>
> 七）"自由"与"平等"置身何地？
>
> 本楼楼主最困惑的问题是："左右两派对于国家经济和私人，分别是钳制和放任，放任和钳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颠倒？"
>
> 谈到本来意义上的"左"和"右"，我们时刻不要忘了，它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理念的。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使用只是一种延伸。我多次提到"原教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概念，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始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一直喊到今天，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改良，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平等"，决不是提倡个人的结果或者待遇平等，而是提倡机会和规则平等。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初始条件可以不平等，智慧能力与手段可以不平等，社会提倡的唯一平等是人人在竞争中有相同的规则。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宿敌：封建等级主义。封建等级主义的在不同等级运用不同规则，而且这个等级是血统固定，基本不流动的。
>
> 原教旨资本主义的"自由"，是一种丛林的自由。基本规则之下，大家自由厮杀，强者存，弱者亡，强者发展，弱者凋敝，强者统治，弱者服务。物竞天择，如同达尔文笔下的生物进化场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极右资本主义理论中的王者，名字即来自于此。这种"强者的自由"，非常强调社会的统一规则，从来就不青睐个人的异化和个人对传统规则的背叛，如同达尔文进化理论中发生"非适应性变异"的物种，那是淘汰的对象。而发生"适应性变异"的强者，则拥有重新制定规则的权力。
>
>
> 现在我们来观察现代右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个人文化理念就很清楚了。经济上的放任，正是放任强者生存的自由竞争。富人减税，弱化社会保障，弱化政府调控的、肯定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支持垄断，支持经济殖民主义，凡此种种，都与原教旨资本主义一脉相承。美国经济中，以金融业和能源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旗帜鲜明地分别站在右边和左边，这个现象就非常本质。金融业和能源工业是长期以来聚集资本的传统强者代表，而信息产业是新来的白手起家者的代表。
>
> 个人文化上，右派资本主义一如既往地蔑视离经叛道者。无神论，同性恋，环保疯子，堕胎医生，这些社会异类想把社会改成什么样子？他们不敬畏上帝不努力工作不积累财富不扩大生产，不肯勤勤恳恳，循规蹈矩地地做一个经济动物，在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眼中，他们就是有序社会的垃圾，崇高规则的破坏者，他们当中最坏的，最不可原谅的就是共产主义者。而现代右翼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向左走了很多，仍然把他们看作是pain
> in the ass.
>
> 所以说，钳制与放任并非本质，而是实现理念的手段。右翼资本主义对经济运作的放任和对个人文化的保守决不矛盾，它们的对象根本不同，对规则下的竞争，右翼资本主义尽量放任来巩固它。而对规则本身，右翼资本主义坚决保守。
>
> 当代中国这一极右寡头资本主义政权，在经济的放任和文化的钳制两方面，都比当代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夸张的表演。（晚上下一节）
>
>
> （八）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上）
>
> 与十九世纪到二战前纯正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当代中国的经济甚至站到了更右的地方，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主要国家只有道路类似的俄国，虽然二者采用的具体手段不同。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补课"理论，虽然被官方严厉否定，但其经济主张却被更加激进地执行了------当然，政权本身缺省正确，不予补课，承担补课义务的 是普通国民和国民经济。
>
> 西方资本主义在夺取社会主导权的同时，不是彻底打倒了封建等级制度和旧统治集团（如法国），就是打残了他们（如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更幸运的是没有这个传统包袱（如美国）。而中国和俄国，却是从极左运动自身急剧蜕变成极右政权，经济上180度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原有社会权贵集团仍然盘踞在社会的统治位置上，俄国还要直率一点，原有社会权贵集团纷纷易帜换皮，人群虽然还是那个人群，招牌却诚实地改变了。而在中国，权力者甚至连这个招牌都不用换。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既努力学习原始资本主义丛林式的奴役与竞争效率，又保守着等级社会和极权社会厚颜无耻的社会不公正和寡头垄断。
>
> 原始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夺取农民土地，把他们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中国当代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有着更优越的地位：土地夺取早就完成了。所以它更加轻松地"征用"土地，或者利用农产品强制价格的杠杆，把农民从农村驱赶出来，充当资本的劳动力。比原始资本主义更右的是它还不给这些人与城市劳动者相当的地位，仍然用户口制度把他们绑定在社会最低等级上，以便更低成本地使用。
>
> 原始资本主义的垄断巨头们，理论上从初始状态差不多的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产生，实际上有一部分是这样，也有一部分是继承旧集团财富和社会权力而产生，双方的差异和竞争导致了他们内部的不断争论和政策调整，也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而中国的资本垄断巨头，清一色地从原有权贵集团中产生。概念上属于全民的国有大型企业只在中国极左运动开始之前，权贵集团还没有蜕变为资本集团的时候，企业本身向全民提供产品时还不进入市场经济体系，而是国家随便补贴，随便定价的时候，还能说说有点"全民"性质。现在的全民制国有大型企业毫不含糊地全部属于权贵集团。它们决策与全民无关，股份与全民无关，产品和全民真金白银地市场买卖，资本和利润由管理者和权贵集团的本体：政府来任意支配。即使是这样实质化的权贵寡头垄断，也不能满足权贵集团的要求。他们正在通过管理人持股，私有化拍卖等种种名义上很现代资本主义，实质上完全是权力运作的手段，把权贵集团对垄断企业的产权合法化，正当化。这种清一色权力资本垄断，根本跳过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有序竞争阶段，整个集团原封不动，直接进入马克思笔下"最凶恶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阶段。
>
>
> （九）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 这种完全蔑视机会平等原则，完全以权力作为唯一规则，完全以旧等级为蓝本改变一下杠杆就变成新等级的资本主义，比任何其他当代资本主义都不讲公正。那么效率呢？从这个新的资本集团本身的角度来说，它非常有效率，资本的积累不需要从头做起，转移一下产权就搞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它完全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本源的效率：每个个人满怀希望参加公平竞争而迸发出来的创造效率。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它的青春期，就进入了它的老朽期。中国真正的民营资本，根本没有得到过相对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外国资本，它们倒真不怕中国国有垄断资本的竞争，因为国有垄断资本真正的力量所在：政府权力，对他们没什么威慑力和压迫力，反而是它们收买利用的对象。
>
> 随便举两个近例，房地产业的掠夺和银行改制改革，这是权力在产业界和金融界粗暴攫取资本的两个典范。
>
> 房地产业：建筑工程本身是成本的小头，真正的价值在土地上。全民所有的土地---权力干预强行规划征用----权力干预低价出售----开发后高价出售商品房。想买低价房不可能，土地这个中间商品由权力垄断抢劫和出售，但它的后续产品房产，却要"市场化"，因为中国人多地少，永远是卖方市场。权力就这样赤裸裸地抢劫名义上属于全民的土地，然后通过房地产巨头卖给全民。
>
> 银行改革：国家信用担保的垄断国有银行----大量吸收人民储蓄---权力腐败交易的私人贷款和国家指令的企业贷款造成的坏账将其掏空---国家财政补贴近万亿进行银行改制，抹平坏账。就这样，权力空手从银行拿走人民的钱，然后权力公开用另一部分人民的钱把漏洞补上，以免这个摇钱树倒掉。
>
> 即使在当代最右倾，最守护统治集团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直白的政府性劫贫济富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税制为什么烂到完全不切实际，执行又完全两回事？因为在其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政府主要调控和再分配手段的税收，在中国没有那样的地位。中国税收主要承担调控作用（而且也不是调控的主要力量），而再分配就靠垄断土地这样的必需品和金融这样的生命线来执行。在中国，权力腐败不是执政集团所说的那样是它的病症，而是执政集团的步调一致，花样各有千秋的经济手段。中国政权不腐败就无法完成保证它的利益前提下中国彻底的资本主义化，因为它不可能选择正大光明地去完成，那样它得下台。
> （补）当代中国的右翼资本主义经济（下） ----少贴了一段
> 中国经济的现状根本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钳制"和"放任"度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或多或少是执行再分配社会财富，抑富救贫，缓解资本与劳力，精英与平民，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主要目的。
> 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是完全放任权力资本的强者对其他人的掠夺，甚至积极出谋划策，创造条件来加强它，甚至连经典资本主义冷漠的的个体平等原则也不屑于遵守。这位补课的学生，站在了比各位老师的出发点更蛮荒的位置上。
> （十）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上）
>
>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极权国家，即便它在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上蛮荒到了很可怕的程度，但碍于民智渐开，也有相对开明的地方：相对温和的人文环境。言论自由是社会人文环境最重要的标志，而对言论自由的大规模妨碍，是一个激进政权的标志。说"妨碍"而不说"压制"，是因为妨碍有很多种手段，并非只有专制政权的焚书、禁言、关思想犯才是妨碍。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政府妨碍言论自由的事情也随时在发生，手段更加微妙，往往以误导和打击对象信誉这样的间接方式展开，比如美国政府的经济渗透传媒产业，比如陈水扁的诬告TVBS电视台。
>
> 近十多年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妨碍，处于一种非常罕见的状态。中国社会所有的言论途径中，划出了一道清楚的线：线以上是书籍、报纸、杂志、教材、课堂教育内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电视、电影、公众人物公开言论。线以下是互联网言论、中国大陆公民私人言论、非中国大陆公民的所有途径言论。前者可以统称为"显学"，后者可以统称为"隐言"。
>
> 对于显学，言论自由的妨碍尺度非常严厉和粗暴。执行严格的审查制度，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媒体和正式出版物有关政治的内容完全是自动答录机，有关经济的内容会受到严格的导向，其他内容也要经受苛刻审查。教育界和学术界所有敏感问题都有钦定说法，越雷池一步就有遭到报复的危险。
>
> 对于隐言，可以说是完全的放任。私人言论的自由相信每个人都有体会。对互联网，政府也有一些控制的努力，但基本是防不胜防-----我，还有很多人可以在这个论坛上大放厥词就是明证最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对于所有非大陆公民（包括外国出版物，外国公民和港台海外中国公民）言论的态度：不理睬，不反驳，不禁止。大学图书馆和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中国大陆公民写的关于政治的，说真话的书，但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却堂而皇之地放在那里。中国大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惨到了失去公信力的地步，而中国香港公民张五常却天天恶毒攻击权贵集团，没人把他怎样，或者不许他说。
>
> 甚至一些统治集团内部的言论，尺度也令人吃惊地宽松。比如 《改革内参》（这本内部刊物有一个滑稽的阅读下限："党群部门在职处级，行政部门在职副局级"，严禁外传，上网），上面很多文章涉及的问题非常本质，论点非常尖锐，绝不在天涯最"反动"的文章之下。限于安全考虑我就不举例了。
>
> 历史上妨碍言论自由的政权，有的搞得"道路以目"，有的焚书坑儒，但对于显学和隐言的尺度基本是一致的，即使妨碍能力会有区别。现代中国的二元言论自由，可以说是人类史上的一大奇观。
> （十一）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中）
> 当代中国统治集团，在理论、人文和道德上确实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中国传统的东西也早已毁得差不多，西方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形态不断渗透，一方面自己正在实践，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3个可能的认真选择都被排除了，于是只能采取一种非常折衷、非常自私、非常虚伪的方案：
>
> ------以僵尸一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皇帝的新衣。（连伪装都算不上，人人皆知）
> ------以恢复中国传统作为烟雾弹。操控公众情绪，提高凝聚力。
> ------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为用，但台面上坚决抵赖，拖延承认，以防招来对自身合法性的*公开*质疑。
>
> 这样，遮羞布，烟雾弹，工具，执照都照顾到了，曾经精神上处于洗白状态的中国政权，洗白到"白猫黑猫论"这样不讲理性的程度，现在重新武装起来，粉墨登场。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处境中找到这样一个八面玲珑的解决方案，你能说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智慧吗？缺乏的只是廉耻。
>
> 中国奇特的二元言论自由，正是这一方案的具体体现。凡是台面上的冒犯，关乎遮羞布的安全，关乎执照的安全，关乎当面拆穿谎言的尴尬，必须严厉打击。凡是台面以下的冒犯，你我大家清楚，就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管就成了较真，我们本来就是以西学"为用"的，台面下都要较真，岂不是用不成了，大家都不爽。至于外人，完全不在我们这个虚伪系统内部，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统治者并没有禁止人们心里明白。
>
> 于是台上一番话，台下另一番话成了中国见惯不惊的社会场景。
> 于是纸上一回事，实际另一回事成了中国众人皆知的社会常态。
> 于是腐败大家可以做不可以说，卖淫嫖娼大家可以做不可以合法化，职工可以下岗不可以叫失业，干部可以退二线不可以叫下台，面子意识和取名学发扬光大到中国有史以来的顶峰。执政集团法理的缺失导致了其政策的公开虚伪，这种公开虚伪又弥散到中国社会道德，人文理念的各个角落，造就了一个大家公开说假话，背后发牢骚的虚伪社会。
>
> 虚伪，就是当代中国人文的关键词。
>
> 在这种虚伪的大氛围下，中国的教育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媒体界，这些原本应该引领民族思想，提供社会文化营养的人群，也被推到了一个两难处境下。台上，什么也不能说，除了说谎。台下，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他们职业的位置就该在台上面对公众，在台下已经失去这个职能的意义。因此现代中国的文化精英群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一种虚无和淡出的精神状态。
> 老师叫学生背书考试就行了，传道解惑育人再也不要提起。学者发论文骗经费就行了，不像某些人一样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就算有良心了。作家写写给自己看的天书就行了，销路要靠"用肉体写作"，真要用灵魂和良知写作，出不了版。记者和编辑拿拿红包就行了，真实不是你几个坚持得了的。中国的"显学"界，就这么像沙滩上的鱼一样晾着，彻底脱水和阳痿。
>
> 反而是中国的互联网言论与民间其他个人言论，由于在那根"红线"以下，充分享受了10年的自由和成长，滋生出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思想成果。要观察现代中国的主流人文思想，这些"隐言 "才是观察点，虽然由于其流动性，匿名性和发散性，对它们的准确观察会十分困难。
> （十二）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
>
>
> 谈到中国当代的"隐言"，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愤青。
>
> 年青人是容易愤怒的，也是容易走极端的，特别是社会下层的年青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无论极端左派还是极端右派，都最容易在这个群体中招募自己的思想同情者和社会冲锋队。褐衫队如此，红卫兵也是如此。年青人的愤怒，不太注重理性思考，他们当中思想逆反性较重，对权威比较敌视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左派，而盲从性较重，对"社会公敌"比较容易上火的一群，往往走向激烈的右派。
>
> 曾几何时，中国的"愤青"主要的愤怒对象是政府、社会主义、腐败。流行词汇是全盘西化、和平演变和补课。当这一代愤青已成愤中愤老，甚至不再愤怒的时候，中国的新一代愤青愤怒对象已经变成了日本、台湾、民运、腐败，流行词汇是新左派、统一、中华帝国、与日决战。至于任何时候都不能无视，充满象征意味的"美国"，两代愤青都是又爱又恨，虽然爱恨理由不同。
>
> 不能不佩服中国政权在官方理论被所有人不屑一顾的情况下，还能把社会人文思潮调控到这个程度。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向来是极权政治面临威信破产时，所能够乞灵的最后一张王牌。
>
>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两个非常中性的概念。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保证，但是再多走一步就到了种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精神力量的源泉，但是再多走一步就成了大国沙文主义。
>
> 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供在大殿的中央，并提供足够的原料保证它们过火越界。所有的极端右翼政权都必须制造外部的集体仇恨对象，这样才能保证持续的注意力和高温。这种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混淆主要社会矛盾，转移人民对内部社会弊病的不满情绪，制造外部恐惧来增加人民对自己的向心力。
>
> 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这一套把戏上并没有花太多力气，中国民间和年轻一代的右翼情绪可以说大部分是自发的。统治者所做的最重大的努力就是坚持制造教育和知识空白。中国有很多抗日纪念馆，却没有一个文革纪念馆。中国有很多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文学艺术作品，却没有一个敢正面描写1959-1976的作品。中国的所有台上言论中不小心提到那个年代都用"那个疯狂的年代"轻轻带过，却从来没有人公开追究，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传染每个人的严重精神病，全民的疯狂从何而来？
>
> 这种只允许一部分社会历史事实被描述的教育，造成了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社会矛盾轻重缓急的严重误判和选择性失明。
> 当代中国的右倾人文思潮（下）---续完
>
> 当今中国社会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相当和缓的。几十年无战争，除台湾外无明显对立者，中国与世界的主要关系是交流，而非对抗。而内部环境却问题多多，矛盾尖锐：社会贫富对立，政治体制野蛮，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精神财富极度匮乏。抗战时期外敌入侵时，有一句名言是"敌未出国境一日而言和者即为汉奸"，这话虽然极端，但还是体现了因势而倡言的理性。我今天可以套用一句：国家没有重大外部危机时煽动民族主义者，即为国贼。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一辈子买不起房的并不是日本。日本在战后除了跟中国吵架之外，跟中国最大的经济不平等就是借了些低息贷款给我们，贸易优势？你情我愿的。政治也不平等，不过受气的是日本一方。也许日本最不可原谅之处就是同样从废墟开始，比中国发展得好太多。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读的大学变成野鸡大学，读完大学也找不到工作的并不是李登辉与陈水扁。这两位只管得着 台湾。
>
>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人，让他办任何事情都得通关系走后门，在权力面前装孙子的并不是所谓民运分子。中国民运在美国目前堕落到只是个经济行为。
>
> 然而，现代网络社会的典型时尚却是一个野鸡大学出来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连后门都走不到的年青人，上网先看奇袭东京的YY小说，看累了去天涯国观骂下"右派"的狗，然后上军事论坛讨论台海之战时如何对付美国的航母舰队。录天涯歪诗两句欣赏一下这类人物的理想境界："富士山头飘汉旗，樱花树下赏胡姬"。他们未曾想过，即使这荒唐的理想真的变成现实，"樱花树下赏胡姬"的仍然是现在"天上人间赏汉姬"的人物，而他自己仍然是那个网吧吃泡面，月末等工钱的人物。
>
> 这就是年轻一代右翼民族主义思潮的本来面目。仇恨教育制造了这种精神远视眼，而理性教育的缺失来确保这远视眼偶尔想看看近处的生活时，没有眼镜。本来这个人群单独的思想偏斜并不成其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现实却是更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更多的社会中坚阶层，也受到这种思潮的侵袭而变得仇外。
>
> 除了民族主义的过分泛滥，民间右翼思潮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正统"思想正在大兴其道。这种"正统"观念，是不论曲直是非，只讲成王败寇的正统，是统治者最喜欢的顺民思想，也是右翼精神中最非理性的一种。
>
> "不能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道暴政的稳定也是压倒一切的？你是不是暴政？这个不允许讨论。这个论调中还有一个狡猾的偷换概念。稳定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无序的混乱，可以是渐进改革，可以是全民的讨论。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本身就是对以前那种植物人式稳定的
> 反动，到了继续改革必然触及统治阶层本身利益的程度，他们就开始大谈稳定，并得到不少附和。
>
> 在这个大合唱中，演不完的清宫辫子戏，夸不完的明主明君，众多顺从既成主人的汉奸臣纷纷翻案，显学界的某些聪明人担任了最厚颜无耻和收获臭鸡蛋最多的一个声部。而自由言论中的跟唱，毕竟不好意思如他们一样睁眼说瞎话，于是把矛头指向所有与政权掌握者对立的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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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条件讨伐异端，是激进右翼思想中最典型的表现。目前与中国政府对立的异端五花八门，有国外民运分子，国内民间异议分子，邪教，国内正常宗教人士，台湾。。。。。。他们对立点各有不同，有确实危害中国社会的，也有只是想帮忙的，还有代表着一些新思路和希望的，然而在"正统"的铁拳下，他们全都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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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正统的无原则拥护，对异端的无条件讨伐，正在扼杀部分中国人思想中的理性，孤立另一部分没有遭到扼杀的人。这正是奴役者希望看到的：没有任何领袖或者政策能够"解放"中国，只有全民的知识和理性，才能突破我们身上的枷锁。
本文转自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_view.php?id=40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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