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12月17日报道
季承说,几乎所有的近亲都被隔断了。他的五舅和五舅母都在北京,今年分别是93岁和90岁,这几年,想见老人也一直没见着。
这个老人不无风趣地拿自己开涮:“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元钱都困难。”
没有人知道他那么穷。事发之后,身边的人看得心酸,就给季羡林联系了一笔4.9万元的稿费。后来又有一笔3万元的稿费,季老把这给了季承,让他取1万元钱出来包红包,第二天,季承把整整齐齐的一叠钱放在老先生的案头。
由于没有明确的账目,没有人知道季羡林的稿费和收入大概多少。李小军回忆说,1996年,季羡林的稿费就出过一个事故,当时《牛棚杂忆》由中央 党校出版社出版,首发8万册,有个工作人员领了2万元的稿费回来,当时季老原先的秘书李铮觉得这个数目不对头,季羡林派人过去询问,才知道稿费是20万 元。当天,这个工作人员拿了存折就过来了。
事发之后,杨锐留给公众的是一个沉默、负重的背影。最近唯一一次“露面”,是她通过《京华时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我沉默,是因为我清白》。
季羡林对杨锐的不满倒是肯定的。老爷子说:这两年,我想见的人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她倒让我见了不少。
由于之前的委托书遭到别人的质疑,12月6日,季羡林只能又写了一次委托书,在场的人还以证人的身份在上面签了名:“全权委托我儿子季承全权处理有关我的一切事务。暨。季羡林。戊子冬。2008年十二月六日于301医院。”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季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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