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
又抑制了燃烧。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⒈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
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
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
。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
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
,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于狄
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
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
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
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
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
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
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
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
)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
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
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
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
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
,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
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于,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
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
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
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
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
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
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
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
得的。不难想象,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
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
。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
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后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
称嘲讽者吕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
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
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后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
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
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后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
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于强势者不利于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
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
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
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
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
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
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
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
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
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
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
利。可是到后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
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
价值一无所知。”
2.专制与犬儒
密尔(John S.Mill)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
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
。在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
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
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
旗帜下实际上处於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
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後。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
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
。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
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
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
後,狂热与恐怖被耗尽,於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
,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後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
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
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
得以维系。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
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於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
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
。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後,赫鲁晓夫被黜,勃烈
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
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
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
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
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
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
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
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
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
“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
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
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
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
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
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
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
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
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
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
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
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於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於发言著称而得意
。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
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
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後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
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GCD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
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
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
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
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
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
的尊敬,虽然敢於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後来,当局对
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
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
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
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
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
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
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
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
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
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
。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1 评论:
关于假装服从的政治游戏
据说,近几年知识界有人提出一个口号,叫“背对当局”(这使我想起七十年代初期成
都人流行的一句话:“理他算输”)。这当然是号召人们抵制专制政权,不过是用消极的方
法抵制。应该承认,今日中共专制统治已较先前大为松懈。政府表面上号令天下,什么都管
,但事实上,下面的人却往往另搞一套,遇到红灯绕着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只要
不公开挑战,政府也就眼睁眼闭。这就造成了所谓“**党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
作样的服从”这一状态。于是有人提出,既然向专制当局正面抗争会招致镇压,为什么非要
正面抗争不可呢?表面上敷衍它,实际上不理它,难道不更明智吗?有人甚至宣称,今日中
国,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了这种态度,**党专制实际上已经徒留躯壳,逐渐消解于无形
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不懈呼喊,民运人士的艰苦抗争,反而没起到多少实际的
作用。
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犬儒味。它试图让我们相信不争就是争,而且还胜过争。看来论者
有所不知,在历史上,象这种“装模作样的统治-服从”的格局其实是中国专制统治的常态
。正如白鲁洵指出的那样:“中国统一性的秘密在于朝野双方共同装模作样,这就掩盖了双
方的实力与局限。不论是在帝国时代还是在**党时代,中国的政府一直做出享有全权的外观
,但在实际上,政府贯彻落实政策的权力始终是相当有限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则自行
其是,几乎不向政府提什么要求,从而维持政府享有全权的假象。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都倾向于保持一定的距离,装出和谐共处的模样。”简而言之,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本来就
是“政府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
中国的专制统治,除了在某些特殊阶段,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某些阶段,“无产阶级专政
”落实到每一个工厂、公社、街道、学校等最基层,再加上狂热的“群众专政”,整个社会
确实会象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年》那样,形同一个大监狱,“最高指示”能一竿子插到
底,地方与个人毫无转圜变通的余地(其实严格说来也不尽如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中
国式的专制都有其松动活泛的一面。最高当局的指示和政策固然不容批评,但它们通常都很
含糊笼统,从而使得下面的人可以通融处理,便宜行事。即便有了明确的法令,但很少严格
执行。专制制度本身是僵硬的,唯其如此,在实践中它不能不保留几分灵活,否则它就会因
弦绷得太紧而易于断裂。这和传统的大家庭颇为类似。老话说:“不痴不聋,难为阿家翁。
”统治者如同大家长,倘若事事较真,不给下面的人留余地,势必会和下面发生直接冲突,
到头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是就统治者方面而言。至于在被统治者方面,他们当然要努力
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也总是能够谋求到一定的利益,但通常不是采用公开地、理直气
壮地坚持自己正当权益的办法,而是阳奉阴违,尽量利用钻空子、打马虎眼一类办法。和统
治者有了矛盾,有了问题,靠下面说情,靠打通关节,靠贿赂拉拢,不是去谈判对话,不是
去对簿公堂,不是去向政府施加压力。象“遇到红灯绕着走”这句话,固然是表明人们可以
通过迂回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人们避免触犯专制者的权威,从而
承认了专制者的权威。在这里,你可以说统治者的专制是很表面的,但它毕竟是在专制。你
可以说老百姓的服从是装样子的,但它终究是服从。专制并不因此而被消解,相反,由于缺
少正面的挑战,专制才得以苟延维系。
且以言论自由为例。今日中国,如一般人所说,言论的自由度已经相当宽大。“自由度
”一词容易使人以为自由主要是个量的问题,其实自由主要是个质的问题。风筝飞得再高也
是不自由的,小鸟飞得再低也是自由的。现在,普通人在下边发发议论,甚至骂骂**党,当
局也不来管不来抓。可是,不来管不来抓是一回事,不能管不能抓是另一回事。就在最近,
仍有一批异议人士遭到当局逮捕关押,社会上并未对此发出强大的抗议之声,更未能予以有
效制止。可见中国仍未实现言论自由。一个国家有没有言论自由,不在于当权者愿意对不同
政见容忍到什么程度,而在于当权者是否有权力去压制不同政见。只有在人们学会了抵抗权
力对言论的干涉企图时,真正的言论自由才得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满足于怎样巧妙地
从网眼里钻过去,而必须致力于粉碎那张专制之网。
当然,软性的专制总比硬性的专制好。人们能够在假装服从之下自行其是,既是可以理
解的,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积极意义估计过高。如果我们把这套
假装服从的游戏玩得上了瘾,反把正面抗争视为迂腐、愚蠢或多余,那么,专制的终结,权
利的确立,法治的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实现也许就遥遥无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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