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那个无政府主义者

黄章晋 @ 2008-12-27
http://www.bullog.cn/blogs/huangzhangjin/archives/254414.aspx
　　前几天，一位朋友的MSN换了新签名档：“〇八宪章是政改宣言还是反政府宣言，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这个签名档说的政府的两种选择，如果是在越南，那倒真存在两种可能，而在中国，前一种则绝无可能。理由很简单，115年前的12月26日，中国诞生了一个毛泽东，他给后辈带来了一大堆根本无法解决和面对的历史包袱。而在越南，未曾有过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类导致执政党道德破产的罪恶，兼其以民族独立解放最大功臣面目出现，固其即便曾有千般路线曲折错误，所以，一旦废止农业集体化体制，可以一步到位土地私有化，一旦到了非需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则可直接从执政党中分化出反对党，没有什么自打耳光和自己拆掉自己道德合法性的问题。越南可以考虑宪章而中国不能，恰如邓小平可以改革毛泽东的错，而金正日不能去改革老爹的错一样，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实在是各自历史罪恶多寡的前定。
　　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一个暴君，那他留给今天中国社会的历史包袱，倒要轻得多，譬如，如果毛泽东是个斯大林的翻版，即便不谈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负面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全面非斯大林化只损害了这个国家的外在道德形象并未对内造成这个政权的道德破产，仅就今天的老百姓而言，也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观念鸿沟，因为今天无论你认为毛的罪恶有多大，你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怀念毛的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近些年来随着官僚集团以改革之名压榨掠夺百姓越来越疯狂，怀念毛的人越来越多。这与相对国际低位远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恰好相反，中国今日无论国民财富还是相对国际地位，远高于毛的时代，但人民的不满和怀念显然是在不断增加的。


　　因为毛身上具有历史上所有暴君的一切特点，但同时又具备与其身份极为不符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而这种观念中，对行政官僚体制和知识精英强烈的本能厌恶，恰恰非常符合今日中国普通百姓从自己生活中的来的感受。毛身上的无政府主义观念被很多人解释为一种理想主义和诗人的浪漫气质，其实，不要说一个打天下的帝王，毛泽东的战友们也没有一个不可以被称为具有理想主义的人，至于诗人和浪漫气质，与其建国和社会理想完全是两回事。
　　毛承认，早年受过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后来才变成一个马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则完全是两回事，列宁身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但等到毛可以完全放手按照自己的意图设计改造中国社会时，他的理想社会描绘的蓝图，显然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底色，这个蓝图的描绘，是毛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即后来的“五七指示”。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当然，如果你从“原生态”这个价值出发，也可以认为，社会分工是对人的异化和退步。
　　毛的这种世界观，在同类政权里，其实只有一个波尔布特与之相同，而在他的同志中，也只有一个张春桥是其知音——如果张春桥不是故意投其所好的话——我相信张春桥那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没有张春桥本人的心有灵犀，再投机也写不出来，而张春桥个人的品格，又实在比我们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平均水平要高得多，所以，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之所以毛真正的同志如此之少，实在是因为这种理想太过匪夷所思之故，只有追求玉石俱焚的恐怖分子才会有这种非现实感的气质。疯狂如列宁以及那些被斯大林消灭的列宁的亲密战友，他们虽与毛气质相近，但也曾在现实面前逐渐退缩过，譬如列宁曾被迫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地搞过“新经济政策”。
　　至于残暴的斯大林，从他和毛关心研究过的几个分工和待遇细节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毛临死前一两年，一位在农村基层当小干部的毛的知音，因为条件好的村和条件不好的村，存在付出同样劳动但收获不一样多的问题，困惑于如何分配才算公平，遂发信给毛请教，毛对这个问题饶有兴趣，当然，是典型的五七指示式的思维。而斯大林则在发现工厂里普通工人和工程师收入相当时，给出这样的命令：仅就一个人要成为工程师，付出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时间要远远大于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言，如果两者待遇相当，则这个国家最终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所以，绝对不能搞所谓的平等主义，一定要大幅拉开收入距离。
　　所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关心工农业生产的数量，但两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斯大林取得了远远大于毛泽东的成就，当然，斯大林比毛更关注这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生产质量，而毛更关注这个国家“被改造过的人”的数量和“质量”，两人种种根本差异造成的结果是，斯大林留给后人一个工程师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而毛泽东除了用蒋介石培养的人才造出了两弹一星外——中国政府始终不提苏联为此做出的巨大帮助，对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力的摧毁，却是两三代人都无法弥补的。直到今天，获诺贝尔奖的华人，不是蒋介石时代培养的，就是在国外成长的，中国大陆培养的人才依然看不到有获奖可能。
　　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是看到了斯大林时代惊人的物质生产能力飞跃，然而，他的反感专业分工的本能，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得与斯大林媲美的成绩。苏联的工业品，自来以“傻大黑粗”闻名于世，但饶是这样的师傅，都无法忍受中国徒弟的粗放随意，中苏蜜月时，援华专家们不断抱怨，苏联人的生产流程规章制度和质量控制标准，被中国徒弟肆意修改，他们无法理解在出现大规模次品报废品时，徒弟们依然笑咪咪地坚持自己的“土洋结合”和“工人群众参与管理”，因为“绝不迷信专家”的精神源头，在毛泽东那里。
　　苏联人有个科学管理的“马钢宪法”，毛就一定要将之最大可能的山寨化，弄出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非为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而是反对一切社会分工的本能使然。今人很难想象，中国这个以深耕细作闻名的农耕民族，竟然在做事的马虎粗糙程度上远远不如一贯以粗野随意著名于世的苏俄。
　　甚至连大饥荒，苏联中国都如此不同——尽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的制度，但是，苏联的三次大饥荒，之前从来不曾有过中国这么多要人泪流满面的笑柄，它不会有亩产万斤，不会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会有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斯大林说过许多可笑的话，但从来说不出“让钢铁元帅升帐”这样的话来。
　　虽然，就其大规模消灭本国人口和消灭自己同志以及消灭民族精英而言，斯大林不但比例上远远超过毛，甚至在一个人口远少于中国的国家，在这一成绩的绝对数量上也超过了毛，当然，有斯大林作恶在先后来者引以为戒的原因，也有可供毛泽东消灭的中国精英的数量本身就不多的原因，总之，斯大林作为暴君的名声，远远超过了毛。不过，就国家发展的逻辑来说，今天的中国政府与斯大林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因为斯大林和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低人权制度的基础上的，由于斯大林同志对低人权制度落实得更果断彻底，所以，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
　　在这里顺带说一句，某些经济学家坚称，就发展经济而言，中国制度的优越性独步全球，在这里有必要提醒一句，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尽管斯大林创造了如此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然而苏联人民并不领情，显然，今天仅仅用经济奇迹和财富创造，对多数相对贫穷感和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的老百姓来说，要他们对今天满意实在是非常勉强的。而被我党教育成听到民主自由就认为是西方肢解祖国的阴谋，以及认为自由民主就是造成今天一切不公平的老百姓来说，对今天的不满，能想到的好，自然就是怀念毛。
　　老百姓对毛的怀念，倒绝非认同毛的反对人类分工，而是认同毛对行政官僚体制的反对和对特权的反对。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分工的人，自然本能地反对一切行政官僚体系，哪怕是他本人建立起来的。所以，毛在发动消灭政敌的大清洗时，采用了罕见的鼓动老百姓反对政府的方式，仅就消灭刘少奇团伙这个目的而言，毛完全可以采取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而不必采取鼓动造反派将整个官僚机器推倒，换个革委会这种更山寨的模式重建。发动文革，如果被解释为仅仅是一次消灭政敌的活动，鼓动夺权的行为和重组政府的行为就实在难以解释了。顺带说一句，假使刘少奇在毛的位置，当然他也会发动对自己同志的大清洗，但肯定是斯大林式而非毛氏，从其领导的“四清”运动就可以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大清洗的正规版本，都是斯大林式，只有毛这种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搞摧毁自己政权组织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文革”并非毛的独创，“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毛的创造，仅仅在于将斯大林的“文化革命”四个字中加了一个“大”字。但两者却有本质区别，斯大林的“文革”算得上是名符其实，而毛泽东的“文革”则是大清洗、社会组织改造运动和文化革命的混合。仅就“文化革命”这部分而言，中国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毛氏反人类社会分工理想版，除了京剧形式大有创新外，几乎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智慧的结晶，皆在反对和消灭之列，而苏联版本，则是一场人类文化智慧结晶的消毒和普及运动，即除了将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消灭掉外，还有大规模官方宣传运动，要求老百姓普及掌握消毒检验过的本国和西方国家文明智慧的结晶，譬如全民要学习欣赏原本属于资产阶级才有资格欣赏的芭蕾舞等艺术，培养爱好读书下棋的习惯，报纸会隔三岔五会出一些自然常识题目，提醒文明的苏联公民需要知道哪些知识。之所以，中国与苏联的文化革命，两者都存在批判和消灭，但中国除了反智而别无其他，本质上在于，毛的理想社会蓝图，原本就是反智的，智慧和知识乃是这种无分工差别的天敌。
　　我相信，如果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如此严峻的外在威胁，毛的革命军队，不但是没有军衔制的军队，甚至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没有军服的军队，或者反过来，由于军服识别性的继续退化，同时国民着装的日益军服化，两者最终会没有差别。这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的军服化刚好相反，中国今天大街上类似武装部队制服的比例也许全球第一（朝鲜等国除外），本质上更接近拥有同样特征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它是暴力机器和拟暴力机器泛滥的象征，而毛时代的全国兵民不分，则是社会完全山寨化的表征。当然，如果毛竟然真的活到今天，如果没有那几颗能保证与来犯之敌同归于尽的原子弹，他的革命军队可能连今天越南军队的入侵也无法抵挡，因为他的社会改造虽然远未成功，但效果却如此显著，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一口气又拉大到了八国联军入侵时与清军与联军的程度——当时，中国连质量可靠的歼６战斗机都无法保持像样的规模——当然停在机场上的战斗机确实数量巨大。
　　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干下的坏事严重到后人根本不敢告诉毛时代的真实情形，所以，当他建立的政权越来越像他当年推翻的政权时——这实在是个历史的必然——他用来描述他推翻的政权的一切形容词，掸掸土，用在描述今天的社会，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今天官方的一切文字依然采用这种方式描述被毛推翻的政权，同时极力美化毛的时代，那些被生活挤压日益的绝望的人群，理所当然地要怀念毛。
　　毛反对并时刻警惕严格的科层结构的官僚系统以及附丽于这个系统的特权，实在是深合今日被特权阶层疯狂压榨的中国百姓的刻骨感受，虽然你可以说，毛本人就是个最大的特权享受者，但如果你将之视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必然的代价，并非算得上特别巨大的恶，也并非不可解释。更何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个人生活与其执政效果而言，实在是一个不重要的考评标准。否则，真正完全按照毛的理想改造自己国家的波尔布特——这个消灭本国人口效率世界第一的人，实在算得上一个罕见的好领袖了。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坚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如果，你用纳粹德国和苏联都是举办奥运会后10左右就垮台来安慰自己，或许你可为自己的人生总算不是与党一起慢慢变老的命运而太过绝望，但是，毛留下的历史遗产，使你压根看不到渐进转型的可能——想到这里，我是多么的羡慕越南人民，
　　然而，你很难说，这样的感到的痛苦的人民，不在内心的压抑和仇恨中弥漫着来一场文革式的大民主，来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当然，你可以说那短暂的全面造反只是奉旨造反，但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欢——因为在许多绝望的心灵里，已经不相信今天的官僚机构是实现公正诉求的工具和途径，杨佳手刃六警，一边倒的同情，其实是老百姓对自力救济行为的肯定，也是某一天无政府主义狂欢突然发作的土壤。
　　而毛的文革式“大民主”，留给今天执政党官僚集团的恐惧印象是如此深刻，使可能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恐惧“动乱”的一个官僚集团，不但他们惧怕，即便那些家里小有坛坛罐罐的老百姓，只要还有一点点苟安的可能，也会本能地恐惧“动乱”，哪怕只是〇八宪章签名这种形式可能带来的“动乱”。我不认为，这些普通人的恐惧是中国人特有的犬儒，而是只有中国经历过这种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恐惧。
　　可惜的是，〇八宪章的形式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将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官僚特权的压榨，用最浅白直接的文字放在优先表述的位置。相反，如果毛派——虽然他们每年都要老上一岁，但如果他们也用类似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的主张天然不可能采用宪章这种形式，则完全可能因为将老百姓感受最直接的东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而获得更多签名。
　　32年前死去的毛泽东，注定了我这位朋友MSN上的签名只是虚张声势，死去多年的毛，是如此令今天的执政者难堪尴尬，甚至，陈列他尸体的纪念堂，那些内心里未必不对他诅咒千万遍的执政者，还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去瞻仰一下，就好比当上首相之前的小泉纯一郎，从来不曾去过靖国神社，但当了首相之后，还得硬着头皮一次次去。
　　在这个毛生日的这一天，突然临时起兴想写写毛，其实是因为，我前天才知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当真在修建一个巨大的毛的塑像，而且，这个毛在诗词中提到过的小小沙洲，除了与毛有关的一切，几乎统统被删除，大规模的会所之类正在与毛的塑像同步修建中，主办者宣称，要把橘子洲变成中国的达沃斯！如果不是被毛诅咒过，没有其他理由会使这些疯狂的家伙变得如此愚蠢，我很难描述知道家乡出现如此变故的心情，也许只有一句话合适：每个人都家乡都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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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网络的胜利其实是现实世界的失败

近来，有关“人肉搜索”的话题不少，姜岩事件、局长抽烟问题、公费出国考察等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被频频晒到网上，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追问与查证。网络世界似乎一夜间成为道德和法治的审判台。

有两则新闻也让网络与网民一下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一个标杆：
　　
　　其一、央视正在直播的“2008年度法治人物”揭晓晚会上，在“华南虎事件”中的“打虎”网友获评成为“年度法治人物”。
　　
　　其二、最新一期《南风窗》把“年度特别群体”授予了“网民”，正是他们，使2008年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问政年”。网民已具有担当起维护公共利益重任的可能性。

　　近观两则新闻，最大的亮点是对于网络力量的认可与褒奖。当然许多人尤其是所谓的网友自是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胜利了。而我却认为这恰恰是现实世界无奈的失败。如同虚拟网络固有的不现实性，这种胜利似乎也包含着某种不现实的成分。
　　
　　网络的力量，可以说是草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古代的官员在裁决一个犯人时，总说“民意不可违”，言外之意就是如果老百姓不闹意见，我会放你一马的。现实中也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说，自然也有着要不是老百姓意见大的很，那你可能会被淡化处理的。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人治社会对于法律的最大亵渎。另一个层面上，如果不是网络的揭发，那种种事情就会在哪里继续存在并合理着。无论是出国考察还是局长的天价烟、名车、名表，在许多人眼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包括那些叫喊着要收拾局长的网民。但恰恰是因为习以为常后，当事人的麻痹大意或得意忘形而得罪了一些人，但现实中如果他去揭发检举肯定是无功而返的，因此，他利用了网络，利用了民意去迫使现实世界的法律和道德去制裁那些不检点的人。如此说来，网络的胜利从根本上是建立在人治思想上的。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抑或一种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反正在网上抖露些什么事情，总比现实中去告发一个具体的人更具有隐蔽性和危险性。也更能减轻失败的成本，有人理睬就接着闹，没人理睬就当痛快了嘴。
　　
　　我们不难想象，在现实世界中，对于道德和法制的规范是何等严格而严肃，各种预防和惩治的组织也是一应俱全，但为何在网络的声讨之前而没有被发现呢？不是没有发现，而是发现了没有处理，或者当作没发现，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现实中不能处理的事情就成了网络虚拟世界的佐料被猎奇和发泄的情绪推波助澜达到激发民愤的程度，绕了一大圈在回到现实中来平息民愤，实现法制与道德的胜利。
　　
　　纵观近来许多被处理的人事，不少都是因为网络民意的强大而无法遮掩后的抉择。在庆幸网络民主胜利的同时，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现实中我们拿什么去规范和制约那些不该被当作习惯和常情的事情。否则，我们的法制社会建设永远都是被动的。仅仅用一些荣誉去承认网络的胜利无疑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已经举起了双手向那些习惯和常情低下了本该高贵的头颅。
　　
　　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悲哀，人性的堕落，法治的苍白。

[稿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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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在野党民主党发动突袭占领国会

新京报12月27日报道 韩国在野党民主党26日发动突袭，占领了国会议事堂大会议室。朝野两党计划26日继续进行接触，但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妥协，执政党大国家党和民主党很有可能发生正面冲突。


12月26日早上，民主党突袭并霸占了国会主会议场后，又设置障碍物堵住了通往会议场的走廊。

民主党做好对抗准备

据报道，民主党负责人表示，大国家党计划从当天至年末在全体会议上强行处理争议法案，为了对大国家党这种单方面行为予以制止，民主党议员们占领了大会议室。

民主党议员占领大会议室后，在会议室前方的大厅正门玻璃贴上“连广播也要交给富豪吗”等条幅，并做好与大国家党对抗的准备。

民主党还决定继续派人占领已被他们占领了9天的国会议长办公室和文化体育、观光、广播通信委员会等三个常任委员会办公室。

民主党国会议员发言人元惠荣在占领大会议室后发表声明称：“在国会发生的这场战争，是因李明博而起，同时也是为了李明博的战争。李明博总统已经走向了民间独裁之路，他试图将民主主义的‘最后堡垒’———国会也收入囊中。”

执政党批民主党违法

同时，民主党敦促大国家党就单独提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批准动议案等事宜道歉，并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随着民主党在大国家党提出的磋商期限(25日)过后立即占领大会议室，朝野将进一步走向对立。

大国家党发言人赵允旋对此发表口头评论称，国会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是民主党单方面拒绝对话，如今更是非法占领大会议室，这是无视国会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他强调，大国家党始终坚持对话的立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民主党参与对话。 (本文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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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因伊利诺伊州卖官案接受FBI特工询问

环球时报12月27日报道 据美国媒体27日报道，华盛顿的一位资深律师26日表示，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上周四(18日)在律师的陪同下，就伊利诺伊州长布拉戈耶维奇涉嫌卖官一案接受联邦调查局(FBI)的询问。奥巴马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接受特工询问的候任当选总统。

华盛顿资深律师罗伯特-本勒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伊利诺伊州长布拉戈耶维奇涉嫌卖官一案目前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由于奥巴马的高级助手伊曼纽尔与布拉戈耶维奇曾多次进行过交流，这使他成为奥巴马团队是否与腐败案有牵连的关键。为说明情况，奥巴马上周四在两名助手的陪同下，在他位于美国芝加哥的政权交接办公室接受了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询问。陪同奥巴马接受询问的分别是他的私人律师罗伯特-鲍尔和另外一名高级助手。本勒还透露，这次询问总共持续了约2个小时，奥巴马并未因此感到有任何厌烦情绪，联邦特工也表示这次询问只是对案件的牵涉人进行例行询问，并不表明奥巴马或者他的团队卷入到了卖官案。

奥巴马政权过渡团队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奥巴马当天完全是自愿地同意接受联邦特工的询问，而且联邦特工以及过渡团队的内部调查报告显示，奥巴马本人及其团队成员都没有卷入到这起丑闻中。但伊利诺伊州长布拉戈耶维奇的律师根森却不这样认为。据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弗林-柯里透露，他们所在的弹劾委员会收到了根森的信件，要求传唤伊曼纽尔、被提名为总统高级顾问的瓦莱瑞-贾勒特和议员杰西-杰克逊等人。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人的证词可以帮助布拉戈耶维奇证明清白。目前尚不清楚弹劾委员会如何回应上述这些要求。但据了解，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驳回了他们要求传唤一批有关人士的请求。检察官菲茨-杰拉德表示，传唤布拉戈耶维奇的新老下属可能会阻碍案件的调查。

奥巴马政权过渡团队公布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称，称奥巴马及其助手都没有卷入伊利诺伊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的“卖官丑闻”。这份报告说，奥巴马从未与布拉戈耶维奇就自己当选总统后空出的参议员席位由谁继任一事进行过接触。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虽然曾在电话里与布拉戈耶维奇讨论过谁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但谈话内容“没有涉及任何特殊利益，也没有私下达成什么幕后交易”。奥巴马的法律顾问格雷格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媒体保证，“内部调查显示，所有的对话都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但是布拉戈耶维奇的“卖官丑闻”还是对奥巴马的声誉造成一定的影响。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36%的美国民众认为奥巴马团队在此案中有不当行为。

美国法律规定，在任参议员辞职后，州长有权任命继任者直到现阶段任期结束。伊利诺伊州州长布拉戈耶维奇12月初被指控将奥巴马空出的参议员席位当作商品进行“拍卖”，为自己和妻子谋取私利。他还以停止提供州补助金来进行要挟，要芝加哥论坛报业集团解雇曾严厉批评过自己的编辑。布拉戈耶维奇12月9日凌晨在家中遭到逮捕，当日交保释金后获释。他一直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坚决不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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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强行限制博客主题

越南通过了一项新的管理制度，禁止博客讨论政府认为敏感和不恰当的主题，要求博客们只写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
新规则禁止张贴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鼓励暴力或犯罪、透露国家机密的帖子，或者包含损害个人和组织声誉的错误信息。这项规则在12月18日批准实施，试图压制越南繁荣的博客。博客正成为许多媒体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替代消息来源。新规则要求提供博客平台的网络公司每隔6个月向政府报告，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互联网公司必须阻止和移除政府认为有害的内容。越南信息通讯部鼓励博客使用“干净、健康的越南语言”，政府官员没有说明新制度是否适应于Google和Yahoo这类的国际公司。目前，越南的大部分博客都使用的是Yahoo!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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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用体温暖活巴掌大早产孙子

东方今报驻马店12月27日讯 驻马店市平舆县50多岁的周玉兰，如母鸡孵化小鸡般用体温“暖”活着出生仅重630克、如成人巴掌般大小的早产孙子。截至昨日，早产孙子靠着奶奶温暖的怀抱，已经安全度过了生命中的第十天。

据悉，体重低于750克的早产儿存活率极低，在大医院接受治疗和精细地照料是早产儿成活的关键因素之一。周玉兰老人正在用她的怀抱创造早产孙子的生命奇迹。

没钱住院 抱“巴掌”孙回家

周玉兰家住平舆县西洋店镇耿庄村韩岗村民组，因为穷，周玉兰的两个儿子，老大30多岁了仍未成家。

12月18日，周玉兰怀孕7个多月的二儿媳突然下身大出血。“我们立即找车把儿媳送到县妇幼保健院，通过剖宫产手术，产下这个孩子。”周玉兰说，孙子出生时呼吸、心跳微弱，体重仅有630克，只有巴掌般大小，因为缺氧，孩子脸上身上的皮肤都是青紫色，由于医院条件有限，医生建议到市里的大医院抢救。

二儿媳因生孩子大出血仍在医院抢救治疗，周玉兰就让儿子照看儿媳，自己带着“巴掌”孙子来到位于驻马店市区的解放军第一五九医院。医生检查后，确定孩子缺氧，建议立即住院治疗，让她去交一万多元的住院押金。这么高的医疗费，周玉兰根本交不起，她只好哭着抱着孙子离开了。

孙子放肚上 奶奶来暖活

“当时，孙子的呼吸和心跳都很不稳定，我就先吸一口气在他小嘴里和鼻子旁慢慢地吹给他，没想到，这种土方法还真有作用，小孙子竟能慢慢地自己呼吸了”。

周玉兰说，由于气温低，孙子体温上不来，她就把孙子放在自己肚子上。“像母鸡孵小鸡一样，一直抱了一个多星期，才敢用小棉毯和棉被包裹他，然后再搁怀里搂紧他”。

就这样，周玉兰用她的体温支撑着“巴掌”孙子安全挺过了10天。

10天“巴掌”娃已学会吸奶

昨日中午，记者见到“巴掌婴儿”时，他正在奶奶怀里睡觉，手臂和腿跟成人的大拇指一般粗细，身长仍比成人的巴掌大不了多少。周围很多邻居到周玉兰家看望。“他们家太可怜了，这么小的孩子没钱治疗，还有一个大出血的儿媳躺在家里。要不是周玉兰，这小孩可能早不在了。”一名村民拿着100元钱塞到周玉兰家床头流着泪说。当天，村民们给周玉兰捐了近千元现金。

周玉兰说，给婴儿喂食是最困难的，由于嘴小，她只好用注射器1毫升1毫升地给小孙子往嘴里打奶，喂一次奶得花一个小时才行。“孙子命真大，现在竟然也慢慢地会吸奶了，你看，他现在一次能吸5毫升奶了。”周玉兰边给孙子喂奶边欣慰地说。

周玉兰现在仍然很担心，因为医生曾告诉她，体重低于750克的早产儿要存活下来极其不易，自主呼吸、自然喂养、抗感染、大脑发育每个关卡都难过。“现在没钱送到大医院治疗，家里冷，连给孩子换尿布都怕冻着孩子，怕他受到感染”。 (本文来源：东北新闻网 作者：王耀成 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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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媒称朝鲜人早在500年前就发明世界首架飞机

最新一期（12月13日）的《统一新报》在一篇题为《飞行器的祖先——飞车》的文章中称：“壬辰倭乱时期(16世纪末期)，我们的祖先实现了在天空飞行的梦想，飞车就是一个实例。”并提到了朝鲜时代后期实学者申景浚(1712～1781年)所写的《旅庵全书》内容。

该报称，书中介绍说：“壬辰倭乱时庆尚道的一座城池被倭寇包围，一个叫郑平九的人制作出可以在天上飞行的机器，外表像风筝，当时利用这该机器救出了被困人们。”

该报还主张，朝鲜时代后期实学者李圭景(1788～？)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也有记载：“飞车可供4人乘坐，利用系在机翼上的绳子控制方向，可飞行到城外30里(约12公里)远处。”

根据这些文献描述，“飞车”的外形“类似于天鹅或大雁”，飞行原理是“利用皮制充气筒吹出的风升上天空，像帆一样顺风飞行，一旦遭遇逆风就无法飞行，遇到狂风就会跌落。”

该报称：“李圭景介绍说，飞车像风筝一样有可以上下飞行的翅膀，有像蝉一样能够鼓起来和缩下去的皮制充气筒，可以制造风，将绳子从上下左右进行连接，操纵方向，只有在上升和下落时利用皮制充气筒的风，在天空则借助风力飞行。”

该报还称，有记录显示“高丽时代曾有一位官员制作出能在天空飞行的机器，得到了王的称赞”。另外“大院君曾面向全国悬赏征集武器，其中有一种‘鹤羽扇’，就是利用飞车原理制成的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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